12月11日是钱学森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在钱学森追求科学真理的伟大实践中，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成为他科研工作的灵魂。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11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深刻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2019年5月，党中央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包括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六个方面，构成了科学家精神的主要内涵。
钱学森是为建设新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在新中国科技事业中取得丰功伟绩的人民科学家。他在长达70多年的科研工作中，始终把追求科学真理和为国家民族复兴奋斗作为自己的理想信念。用他自己的话：“我没有时间回忆过去，我只想将来。这个将来不是自己的将来，而是国家、民族的将来。”在追求科学真理的伟大实践中，科学家精神成为他科研工作的灵魂，贯穿始终，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如何做人做事的典范。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
钱学森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美国人说他“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 “宁肯枪毙他，也不能放他回中国。”他坚信“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也能搞”。
1949年10月，时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兼教授的钱学森在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之后，便开始与妻子收拾行李，一起为返回祖国报效国家做打算。然而，此时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钱学森的身份遭到了无端的质疑，并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
钱学森以美国蛮狠粗暴的举动为由，正式提出回国，然而，谁都没有想到，钱学森此次回国居然花费了5年时间。1950年9月9日，钱学森突然被联邦调查局非法逮捕，送到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关押了15天。15天的折磨，使他的体重下降了30磅。与此同时，美国移民局还抄了他的家，直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1.5万元的巨额保释金，钱学森才重获自由。然而，美国政府并没有就此放过，美国海关没收了钱学森的行李，对其中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进行了反复调查。硬说里面有绝密材料……尽管这样，钱学森和妻子仍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抗争着。整整五年，钱学森处在与世隔绝的境地。但是，这种变相软禁的生活，并没有磨掉钱学森夫妇返回祖国的意志。他的夫人蒋英回忆说：“那几年，我们总是摆好三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搭飞机动身回国。”为了回国的方便，他们租住的房子都只签订一年合同。五年中他们竟搬了五次家。
直到1955年10月，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钱学森才回到祖国，踏上久违的故土。钱学森说回国后，毛主席曾问他，“回到中国是否后悔？”钱学森简练地回答：“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短短八个字，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之后，钱学森开始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航天事业中。呕心沥血，勤勉谨慎，构建机构，培养人才，在科学技术上一路引领，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他回国之初的诺言。
在钱学森的不断努力下，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建立，1960年11月5日第一颗仿制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颗两弹结合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有人说，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使中国的导弹原子弹研制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逝世。新华社发布的钱学森同志生平中，对他这样评价：钱学森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学习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懈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钱学森特别强调创新，他说：“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他强调的创新，就是要敢于突破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式，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不断探索求新。从大学，到美国留学，再到归国后所有工作无不闪耀着他那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成果。
钱学森立志航空报国，在赴美留学前，他已发表了《火箭》、《美国大飞船失事及美国建筑飞船的原因》、《飞行的印刷所》、《最近飞机炮之发展》、《气船与飞机之比较及气船将来发展之途径》等6篇航空、火箭方面的论文。其中《火箭》（1935年《浙江青年》杂志第一卷第9期）一文尤为让人赞叹。文章不仅分析了火箭上升的原理、火箭燃料、结构设计、技术性能与安全标准等因素，还提出了三级火箭、火箭飞机、星际航行等在当时尚属科幻领域的前瞻性科学设想，他的这些创新思想在日后80多年航天科技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和证实，体现了钱学森对未来科技发展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洞察力和敢于开拓未知领域的巨大勇气与创新精神。
钱学森28岁就与导师建立了“卡门-钱近似”公式，在空气动力学和固体力学方面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航空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从老式的螺旋桨飞机发展到现代喷气式超音速飞机所遇到的“音障”“热障”问题，即全金属薄壳飞机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钱学森是美国早期火箭导弹研究的参与者；美国航天飞机的先驱；登月理论研究的先行者。后来又开创了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两门新兴学科。
在上世纪40～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设想，如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使飞机跑道距离大大缩短；他还提出了一种新型导弹弹道的设想，即“助推-滑翔”弹道，像打水漂一样，这种设计理念被人们尊称为“钱学森弹道”。“钱学森弹道”使导弹既有弹道导弹的突防性能力，又有飞航式导弹的灵活性。2019年国庆阅兵引起轰动的“东风-17”导弹运用了“钱学森弹道”原理。1948年发表的《关于火箭核能发动机》是世界第一篇关于核动力火箭的论文，震惊了全世界，近年已经成为现实。1949年，提出火箭旅客飞机。早在1948年，他就开始研究人类登月，并预测：人类飞往月球的目标不出30年即可实现，且地球飞往月球只需1星期。22年后，1969年7月21日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载着三名宇航员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登月。
钱学森是新中国力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为新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和力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由于他的远见卓识，使我国力学在许多重要的领域都开辟了新的方向。他在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作为技术负责人，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新思维的理论，特别是现代工程科学技术理念、系统工程管理理论、总体设计部思想等，开创了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即航天系统工程。原航天710所副所长于景元研究员总结说：“这实际上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把科学技术创新、组织管理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综合集成创新，从而走出了一条发展我国航天事业的自主创新道路。”这条道路促进我国航天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1956年，钱学森作为国家“12年科学规划”综合组负责人，在确定的6项紧急措施，即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学和自动化技术过程中，他结合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从技术本身的特点及发展前景，深入浅出，指出了其技术的重要性和发展方向及途径。充分体现出钱学森丰富的知识、创新的思想和战略思维能力。
钱学森特别重视和关注国家的创新能力，上世纪90年代，国内开始出现崇洋媚外思潮。钱学森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他给高层写了一封信。
××等同志：
元旦刚过，我就给诸位写这封信，这是因为我读了《中国科学报》去年12月26日4版上几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1周年的“毛泽东与科学”研讨会的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毛主席要我们创新，我们做到了吗？回想在60年代，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是按毛主席教导办的：
1.我国理论物理提出基本粒子的“层子”理论，它先于国外的“夸克”理论。
2.我国率先人工合成胰岛素。
3.我国成功地实现氢弹引爆的独特技术。
4.我国成功地解决了大推力液体燃料氧化剂火箭发动机燃烧稳定问题。
5.其它。
但是今天呢？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有重要创新吗？诸位比我知道得更多。我认为我们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
我们这个小集体，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我们要敢干！
奉上所说文章复制件，请阅并思考。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95.1.2
从钱学森的信中可以看到，他不断反思和提出疑问，认为中国必须创新，而不是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遗憾的是，25年过去了，我们没有重视钱学森的警告。今天，华为断供、中兴“难兴”，被人卡脖子，受人限制，教训如血，历历在目。
钱学森特别强调：“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
钱学森说过，“科学就是追求真理”。钱学森素以治学严谨著称，他一生坚持真理、科学求实，不尚空谈、不务虚名，作风民主、服膺真谛，处处展现着一位杰出科学家的严谨与周密。钱学森说过：“科学工作千万不能固执己见，缺乏勇于认错的精神，是会吃大亏的。”
钱学森在科研中形成的手稿，字体工整秀丽，图形表格规范，等号划得如同直线一般，有的计算数字精确到小数点之后8位，充分体现了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在领导“两弹一星”工程期间，他严格贯彻“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要求，精心组织工程实施，经常亲自到第一线具体指导，在航天界传为佳话，并影响了几代科技工作者。他和青年同事们谈心说，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无论是学习还是做研究都必须做到“严谨、严肃、严格、严密”。
钱学森从小养成了严谨求实的工作和生活作风。1933年6月在交通大学读书时，一次水力学考试，我们看到他的试卷卷面书写工整，中英文字写得秀丽端庄，字迹还犹如“印刷体”，不得不说，一张堪称完美的答卷。这份考卷老师原本要给满分，但卷子发下来后，钱学森却发现，一道答题中“Ns”漏写了一个角标“s”，他感到很不安，就主动向老师报告这个情况，老师也感觉这个学生与众不同，于是扣掉4分，最后他得了96分。这份难得遇见的考卷，不知何故就留在任课老师金悫教授手里始终保留着。直到1979年，已卧病在床的金教授，在校报上看到钱学森回母校参观的报道，于是将这份珍藏了46年的试卷捐给了母校。一份试卷折射出学生时代的钱学森严谨求实的精神。
到美国后依然保持他那极其严谨认真的学风，从他做学问的手稿就可以看出。1955年8月当美国政府通知钱学森可以离开美国时，他担心夜长梦多，买了最快回国的船票。办公室大量的资料来不及收拾整理。他的美国同事和好友马勃教授在他离开后默默的帮他整理了这些手稿，惊讶的发现他在美国学习工作的手稿一份不少，多达15000余页，感觉太珍贵了，应该送还给钱学森。改革开放以后，中美关系得到改善，马勃教授将这些手稿分两次带来中国，交给了钱学森。工作人员在整理中惊奇的看到这些手稿英文书写清秀流畅，纸面整洁，运算方程和计算公式的推导极其严谨，作图制表十分规范。他对自己论文的质量要求极严，只要发现问题，便立即修改或推倒重来，有的课题的手稿多达几十页、上百页甚至好几百页，而最后发表的论文就几页。人们发现他在做圆柱壳失稳问题的研究时，仅现在收集到的手稿就有800多页，而正式发表在《航空学报》上的论文只有10页。也许在做完这项工作以后应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钱学森存放手稿的档案袋上用铅笔写的英文词“Final（最后的）”，还显得有些潦草。但是，人们又看到钱学森认真写了“Nothing is final（没有什么是最后的）!!!”作为一名严肃的科学家强烈的意识到，在科学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最后的，还打了三个惊叹号，以此来警惕自己。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
▲1960年4月，钱学森（左）在上海南汇探空火箭基地发动机实验现场
奉献精神是贯穿钱学森一生的品质风范，是钱学森精神的深沉内涵。无论在什么时候，他的心里总是想着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职责：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他不仅以自己严谨的科学精神为人类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他作为“人民科学家”的高尚品质。
1955年10月8日回到祖国之后，他就表示：“今后我将竭尽全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此时的钱学森，已是声名卓著的科学家，他的学术旨趣是从工程技术中提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再从理论研究上加以提升，本当属于理论前沿的范畴。但是，为了国家战略安全，他毅然舍弃自己专长的理论科学领域，投入国防建设所急需的导弹、火箭与卫星等工程性项目的研发。几十年来，无论国家处于顺利时期，还是遭遇暂时的困难，他始终对党高度信赖，把一个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一名共产党员坚定的理想信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始终将个人前途命运深深融入国家、民族的发展之中。将自己的知识与智慧全部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捍卫了国家民族的安全，并从整体上大幅推进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在整个航天事业发展中，他殚精竭虑、全力以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64年，他主持制定“八年四弹规划”；1965年又主持制定了“三星规划”。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带领广大航天技术人员以超凡的毅力、卓绝的才智，在短短几十年内使我国成为屈指可数的拥有弹道导弹、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技术的国家，跻身世界航天大国前列，创造了人间奇迹。
钱学森一生成就显赫、功垂竹帛，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他热爱的祖国和他所钟情的科学事业，但他始终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面对崇高殊荣，他谦虚地说：“我本人只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再三表示：“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钱学森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服务祖国与人民的一生，他对国家与人民科技事业的投入，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为当代青年科技人员树立了光辉榜样。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已经被提到我们面前。史无前例，任重道远，迫切需要我们大力弘扬钱学森淡泊名利、无私奉献、谦虚谨慎的高贵品质，埋头苦干、勇挑重担、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为国家、为民族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国防部五院时期聂荣臻和专家在发射基地
即使到了晚年，依然保持他那勤奋的习惯。1982年71岁时退出国防一线后，他完全可以颐享天年，享受“两弹一星”带来的荣耀与辉煌。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晚年的钱老曾说：“我回国以后在一线干了27年，我以后不可能再有27年了，我要抓紧余生，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因此，他在如此高龄上迅速把科研工作转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上来。他晚年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所形成并提出的一系列科学思想就可以证明。蒋英曾说，钱老过去告诉她，等退休了就带你到处走走玩玩，实际上退休后哪也没去。从1982年至2009年10月去世，27年期间，钱老只离开过北京2次，一是1987年率领中国科协代表团访问英国和原联邦德国；一是1988年夏天带领科协的科学家代表团去黑龙江考察，此外再没有离开过北京，北戴河疗养都没有去，不是钱老身体不好，1995年以前，他还经常去办公室上班，而是他给自己定的原则，即非本职工作不去外地出差。他所谓的“本职工作”即国防科研，他已经退出国防一线领导岗位，且不再干涉一线工作，他哪来的“本职工作”呢，这也是他对待别人请他去外地给予拒绝的一个“托词”。另外，那些迎来送往、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借出差之际游山玩水的现象他也是非常反感的。
钱学森一年365天，日常生活平淡无奇，严格按照他自己的作息时间。他不熬夜，不看电视，不打电话，不接电话，不过节，不应酬。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一位老师曾根据我们出版的《钱学森书信》研究以后大为震惊，他发现钱老每年大年初一都在给别人写信，最多的一天写了7封信，全是学术交流的信。就在去世前两天还在读书看报学习呢，直至生命的尽头！
在钱学森逝世一周年之际，一位曾与钱学森接触过的原航天科技集团第七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已经退休的70岁老航天人，花了20多天时间，查阅了无数公开发表的资料写出一篇文章。他按自己的理解将钱学森从事过的开创性工作梳理成20个“第一”。老人的归纳也许并不够全面，但却无声地表达了一位航天科研工作者对中国航天创始人的景仰和赤诚。老人说，“我想用这种形式来纪念他，让人们知道他在我国航天事业中起到的作用和所在的位置”。
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
1989年，钱学森在《珍惜“两弹一星”成功的经验》一文中说：“过去搞‘两弹一星’的经验就有现实的意义。因为那是一件千头万绪的工作，需要组织成千上万的人参加。那时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夜以继日，甚至不惜牺牲地干。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首先是因为有一个非常有力而且很有效的领导，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89年8月3日，钱学森在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协祝贺他获得“小罗克韦尔奖章”的讲话中说：“回顾这一段历史，我觉得个人只是尽力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那是很有限的，要说功劳的话，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第二是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在导弹航天技术方面，那就是最初的老五院，以后是七机部、航天工业部，现在叫航空航天工业部。是这个领域成千上万科技人员的功劳，个人的贡献要是与党的领导和集体的力量相比，那是非常渺小的。仅就我个人的工作而言，也能完全说明这个问题。周总理、聂老总给我这个任务，我的办法就是依靠集体。记得那时，每个星期天下午，我就把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庄逢甘等几位总师，还有林爽同志请到我家去议事，有什么问题，大家提出来，共同研究解决。不同的意见要尽量发表，但议定的事情都要执行。执行中发现有什么差错，要尽快改正。我们中国的导弹，就是这么干出来的。”
▲1986年6月，钱学森与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庄逢甘合影。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自行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其中惯性制导系统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要确保火箭按照预定的轨迹飞行，十分重要。平台上要装四个陀螺，一般是先在北京总装车间把四个陀螺很精确地装好，再拆下来包好，运往发射基地，到基地再重新安装。在总装车间安装时，第一个陀螺装上了，车间师傅告诉孙家栋，四个陀螺是一批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它三个也应该没有问题，时间这么紧，是不是可以不再试装了？孙家栋觉得师傅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没想到，到了发射场装配时，就是那么巧，那三个怎么也装不上。这在那个年代可是出大事了啊！就赶紧向钱院长报告。钱老听到后并没有批评他，问工人师傅来了没有，说来了，那好，赶紧组织工人仔细研磨后再装。加工时，钱老也来到现场，搬个凳子坐在那里看他们排除故障。那种精密部件的研磨很费时间，孙家栋和工人师傅从下午1点一直工作到凌晨4点，而钱老也一直陪他们到凌晨4点，累了就围着车间走一会。看着大科学家陪着熬夜，孙家栋心里很愧疚，自己感觉也是在煎熬。其间，几次劝他说，钱院长，我保证排除故障，请您放心，您回去休息吧！钱老一句话也不说，就是不理我，他也不走。如果当时钱老能狠狠的批评他一顿，心里感觉也许会好受点。直到四个陀螺都装好，钱老才离开。这件事情给他印象太深了，虽然钱老没有批评他，但那种无声的力量使他感到比批评更严厉。从此，哪怕一点小事都认真办，不敢有丝毫马虎。
▲钱学森与科研人员在一起讨论问题
20世纪70年代初，钱学森便开始筹划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他悉心指导科研人员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培养造就了一支航天医学科技人才队伍，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奠定了基础。
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钱学森在指导研究生马兴孝
钱学森回国以后，培养人才成了他的重要事业之一，研制导弹、原子弹需要大量尖端科技人才和工程制造人才，那时中国人才奇缺。为此，尽管工作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钱学森还是抽出时间举办了工程控制论讲习班、导弹概论培训班、工程力学研究班、自动化研究班、“四人小组”空间技术进修班，建议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积极开辟实验室，培养了大批国家急需人才。
▲《导弹概论》手稿
在创办导弹概论培训班期间，为了让学员尽快参与到实际工作中，钱学森编写了一份约有6万字的讲稿——《导弹概论》，并亲自授课。从1956年10月导弹概论培训班创建开始，钱学森每年都要为新来的学员讲课，他把《导弹概论》讲了一遍又一遍。
在课堂上，钱学森思路敏捷、讲课细致，并能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领悟基本要点。有时，他启发学生提问题，活跃课堂氛围；有时，他先提问题，让学生现场思考，然后说出正确答案；有时，他会预留问题让学生在课后思考，下次讲课再作解答。学生们都很喜欢上钱先生的课。培训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当时，很多学员为能上钱学森的课而自豪，因此倍感珍惜！后来，钱学森举办的各种培训班毕业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一批两院院士、著名教授和在工程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高级工程师。
钱学森的很多学生，对这一段经历都有着很深的感触。最年轻的“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在回忆钱学森对他的指导时曾这样说：当年听钱老给我们讲导弹基础知识“导弹概论”，他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将复杂的尖端技术、深奥的理论阐述得清清楚楚……
钱学森创办的第一届工程力学研究班学员兼辅导老师，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何友声曾这样评价钱学森的课程：他不仅亲自授课，还花了大量精力亲自编写讲义和讲稿……此稿不仅选材简赅精确，具有很强的基础性、经典性，及至今日仍使人感到熠熠生辉，而且清晰耐读……
曾有学生惋惜钱学森回国后没有发表论文。钱学森严肃回答：“我不这样认为，我回来开办了不少班。以你们力学班为例，你们有100多人，如果经过培养都能做研究，那么，100多人做的肯定比我一个人多得多，贡献也大得多。”钱学森对他的学生说：“从事导弹事业的工作者，要有毕身为国家献身的精神，要有做一辈子无名英雄的信念。”
▲钱学森在为中国科技大学学生讲课
作为一位老师，钱学森不仅课讲得好，课下他也特别关注学员们的成长。
孙家栋院士是钱学森的得意门生之一，后来在工作中两人也多有接触，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2009年，钱学森在写给孙家栋的信中曾这样说：
孙家栋院士：
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
您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希望您今后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做一名百岁航天老人。
收到钱学森的来信，孙家栋特别感动。他说：我把自己是“钱学森的学生”的身份当作一种压力和荣誉，我对这个称呼心怀忐忑。我怕我工作没做好，给钱老抹黑，于是我每天告诉自己，从点滴要求自己，要让老师为自己感到骄傲。
当然，孙家栋院士没有让钱学森失望，他是钱老引以为傲的学生。钱学森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孙家栋80岁，而他自己也是98岁高龄。尽管钱学森已经走出课堂多年，但他仍记挂着他的学生们，并给予他们最美好的祝福，这种真挚的师生情令人动容！
钱学森对学生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一些留学海外的学子，也因为钱学森而倍感光荣。中国载人航天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在回忆钱学森时说：
1955年，我留学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上空气动力学课时，教授讲到“卡门-钱近似计算方法”，见课堂里有中国人，便郑重地给学生们介绍‘卡门-钱’的‘钱’是钱学森，一位在美的中国人。在此之前，苏联教授从来没有在课堂上专门介绍过中国人。课堂里静寂无声，我却心潮澎湃。1956年，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俄文版出版，一周之内即脱销，买不到了。一位苏联教授特意找到我说，你是中国人，你能不能想办法给我找一本？我为此更加感到深深地自豪，学院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以钱学森为荣。
当时中国贫穷、落后，远在海外的游子备受歧视，而大科学家钱学森是中国人给他们带来的是安慰、光荣，更是心理支撑。远在海外的游子由此树立了自信，这是钱学森所没有想到的，但是他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钱学森要求学生搞研究，要有修正错误的科学精神和勇气。他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坚守科学道德的底线，严格对己，平等诚信对人。1964年3月，一位默默无闻，远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的年轻教师郝天护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指出钱学森新近发表的一篇力学论文中有两处错误，并提出了自己纠正的意见。信发出后，郝天护一直忐忑不安，不知这位世界力学权威会有什么想法。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不长时间收到了钱学森的亲笔回信，钱学森认为一处不是错的，另外一处的确是错了，并且说：“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这使我很高兴。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力学学报》刊登，帮助大家。您以为怎样？”钱学森鼓励郝天护将自己的观点写成一篇文章——《关于土动力学基本方程的一个问题》，由钱学森推荐，发表在《力学学报》1966年3月第9卷第1期上。钱学森的鼓励给郝天护以极大的动力，后来投身力学事业，成为东华大学教授。郝天护说钱学森的鼓励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钱学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很多人。在他的呼吁、培养下，一批优秀的人才很快就成长了起来，开始在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担任重要职责。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那么几位特别好的老师，让你一生难忘！钱学森正是一位这样受人拥护、爱戴的老师，他的学生们都以他为荣，以他为榜样。
一代科学巨匠离我们远去，但是他的精神将与世长存。“在他心中，国为重，家为轻，科学为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撰文/王文华（高级工程师，钱学森研究者，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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