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烤鸭，英文叫Beijing roasted duck，是享誉海内外的老北京美食。烤鸭好吃，可您知道北京烤鸭用的鸭子从哪来吗？这个问题，要从“门前大桥下”说起。门是东便门，桥是大通桥。

东便门大通桥老照片，摄影：Firmin Laribe（1855-1942）

有这么句老话儿：大通桥的鸭子——各分各帮。早年间，北京城东便门外大通桥边，鸭子成群。关于它们，著名戏剧家齐如山专门写过一篇短文：

其所以皆在东便门外者，最大原因为通州到北京因地势关系，有闸数处，粮船不能直达，官米至此皆须倒船，则难免漏洒，贫民扫土米生活者为数颇多。所扫土米，好者洗净人吃，次者则归鱼鸭房喂鱼鸭用之，较任何粮食皆物好而价廉。

据齐先生说，粮船在过闸口时须倒船，漕粮在搬运过程中难免漏洒，洒出来的粮食就可以喂鸭子吃。渐渐地，漕粮养肥了鸭子，鸭子养活了养鸭户，东便门外就成了养鸭户的“大本营”。后来在“烤鸭界”流传这么一种说法：正宗的老北京“填鸭”，那是吃粮食长大的。令人疑惑的是：漕运是关乎国运的大事，从千里之外历经千辛万苦运到京城的漕粮，怎么会在途中漏洒，然后进到鸭子嘴里呢？这要从大运河说起。

运河与漕运

水运成本远远低于陆运，这是古人就掌握的常识。为了方便水运，仅靠自然河流是不够的，所以就要人工开凿运河。

中国人从很早就开始开凿运河，沟通自然河流，扩展水路交通的覆盖面积。大约战国时期，出现了一部名叫《禹贡》的书。这是一本关于“未来”的书，作者有这样的理想：有朝一日，各国不再纷争，四海之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拥有遍及全国的水路交通网，各地的贡赋都可以用船运到国都来。

禹贡九州山川之图

如他所愿。从春秋到战国，各诸侯国不断开凿的运河，把此前不同水系的河道联系起来，畅通的水上交通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为秦帝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对于一个统一的大国来说，都城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历代王朝的都城，都聚集着大量人口——包括贵族百官以及城内城外的驻军，这些人要耗费大量粮食，但无法自给自足。为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国家必须有计划的把粮食主产区的粮食顺畅地运到都城。

简而言之，自秦统一全国以后，历朝历代不惜成本的修运河，到底为什么？就是为了往都城运粮食，而修运河从来都没那么容易。

北水南调修河道

元朝定都北京，当时粮食主产区是江南，朝廷用了近二十年的功夫，疏通内河、发展海运，建设“南粮北运”工程。

元代京杭大运河示意图

就在这个大工程的最后一段，通州到大都，难题出现了。通州作为各地漕粮运往大都的中转站，面临空前的运输压力，陆运已不堪重负。修一条“京通运河”，非常有必要。

“京通运河”不是新课题。元朝以前，金朝人曾为修这条运河付出了巨大努力，结果事倍功半，留下了一条深刻的教训：永定河水势凶、泥沙多，不能当水源；还有一条浅涩的河道——闸河，它的水源只有玉泉山、紫竹院一带的流泉。

运河要行船，就必须有充足、稳定的水源。永定河不能用，水从哪里来？这是难题一。

元朝水利专家郭守敬经过详细踏勘发现，北沙河、南沙河及清河上源，有多处泉水涌出，都在玉泉山西北几十里范围内地势较高的位置，若能导引这些泉水，水源问题就解决了。于是，郭守敬提议并主持开凿了一条引水河道——白浮瓮山河。

《元一统志》记载了这条河沿途导引的泉水和大致走向：上自昌平白浮村之神山泉，下流有王家山泉、昌平西虎眼泉、孟村一亩泉、西来马眼泉、侯家庄石河泉、灌石村南泉、榆河温汤龙泉、冷水泉、玉泉诸水毕合，遂建澄清闸于海子之东。

白浮瓮山河以地势相对较高的白浮村神山泉为起点，绕开地势较低的沙河、清河谷地，沿着西山山麓平缓的坡降画了一道弧，收集傍山流泉，最后与玉泉水汇流入瓮山泊，再沿长河引入海子（今什刹海），与“京通运河”相连。依靠这个宏大的“北水南调”工程，“南粮北运”最后一段的难题解决了一半。

白浮瓮山河示意

（图片来源：北京郭守敬纪念馆）

一上一下过船闸

水源问题解决了，还有难题二——大都与通州的高差。

大都的海拔高程比通州高约18米，水要往低处流，漕粮要往高处走。“京通运河”必须实现这样的功能：当运河水源不足时，能截住来水，保证船不搁浅；当水源充足时，能控制水势，保障逆水行舟。

金朝人尝试了建闸节水、减缓坡降的办法，在中都城至通州50里长的运河上，设置了多个闸门，这条河因此叫“闸河”。按当初的设想，漕船一天能过一道闸，大约五六天能从通州到都城。然而由于水源不足，两闸间距又太远，运河浅涩难行，漕船常常要停在河里等上游来水，运输的时间成本反而增加了。

在白浮瓮山河保障水源的情况下，郭守敬又以旧闸河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新的建闸方案：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置一闸，凡为闸七。距闸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

所谓“上重置斗门”，就是在置闸处上游附近另置一水闸。漕船过闸时，先提起下闸让船进入，然后关闭下闸闸板，待闸内水位和上游持平后，再打开上闸，漕船继续向上游行驶。如此操作，漕船便可由低到高，节节攀升。

郭守敬的方案在实施过程中略有调整。通惠河全线共有十一组，二十四道闸，积水潭以下共八组，十八道闸。漕船进入大都南水门后，通过澄清下、中、上三闸，可以直达积水潭码头。

通惠河二十四闸示意图

（图片来源：北京郭守敬纪念馆）

据《元史》记载，“京通运河”工程于公元1293年完工，那年秋天，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回大都，路过积水潭时，“见舳舻蔽水，大悦”，赐河名为“通惠河”。大都海子上“舳舻蔽水”的景象，代表了北京地区漕运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巅峰。

《元史》中描绘通惠河，与齐如山的说法大相径庭。齐先生在文中提到，通州到北京“有闸数处，粮船不能直达”，粮船过闸时，不但要“倒船”，还会“漏洒”。沈从文也曾写过一篇题为《游二闸》的文章，谈到这个现象：

关于这运河，那老者说，这对清室也还有一种用意。粮食何必得剥来剥去？从通州到此还得剥粮五次才入京，比陆路更费。然而为了这里的闲人着想，使之既不至因无工作而缺食，又不至徒邀恩而懒废，故这条河在京奉路通车以后还有物可运。宣统皇帝退了位，就没有人想到此事了。这老者对于满人政治手段当然是同意，可没有说到这一批船户一批靠运河吃饭的人改业以后怎么样，但从靠接送游人的船生意萧条上看，也就可想而知，随了地方的衰败以后凋落不少门户了。

修运河原本是为了降低运输成本，这位老者却说要“剥粮五次”，“比陆路更费”，还说清室坚持水运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照顾一批“靠运河吃饭”的人。由元至清，通惠河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剥来剥去运漕粮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定都南京，元大都降为北平。公元1420年，朱棣迁都北京，此时的“白浮瓮山河”已湮塞殆尽。

事实上，这个“北水南调”工程自身就存在问题。白浮瓮山河河道长60多里，沿途与多处山体表面径流相交叉，雨季遇山洪暴发，河道很容易被冲毁。此外，河道沿途常有“私决堤隁，浇灌稻田、水碾、园圃”的现象，导致运河水量不足。元朝能解决这些问题，靠的是高强度、高效率、长时段的管理和维护。明初的北平失去了都城的地位，白浮瓮山河疏于管理，很快荒废了。

朱棣迁都北京后，重新修了皇城，原来从海子东岸引水，沿皇城东墙外南流的河道，被圈入新建的皇城内，漕船再无驶入海子的可能。通惠河也因常年无人治理，沙冲水击，几至湮没。

通惠河已废，但漕运不能停，永乐迁都后至嘉靖以前，通州向北京的粮食运输又回到了陆运时代。这段时间里，朝中关于漕运的争论不断，朝中大臣多次提议并尝试重修运河，但始终未获成功。成化七年（1471），宪宗命人实地考察了“白浮瓮山河”上游的多处流泉，最后的结论是“俱难导引”。理由除了上文提到的容易被山洪冲截，河道难以维护之外，还增加了一条：“白浮泉水往西逆流，经过祖宗山陵，恐于地理不宜”

直到嘉靖六年（1527）十月，巡仓御史吴仲上奏提议重开通惠河，正准备大干一场的嘉靖皇帝力排众议，大力支持。次年春天，春风得意的吴仲奉旨主持通惠河修浚工程，历时三个月完工。吴仲编了一部《通惠河志》，书中记录了整个故事的始末：

通惠河，即元郭守敬所修故道也。入国朝百六十余年，沙冲水击，几至湮塞。但上有白浮诸泉，细流常涓涓焉。成化丙申，尝命平江伯陈锐疏通以便漕运。漕舟曾直达大通桥下，父老尚能言之。射利之徒，妄假黑眚之说，竟为阻坏。正德丁卯，又尝命工部郎中毕昭、户部郎中郝海、参将梁玺复疏通之。所费不赀，功卒不就。其势虽压于权豪，要之三人者亦不能无罪焉。嗣是屡有言者，多不得其要，空言无补。嘉靖丁亥，臣巡视通仓，往来相度，因见水势陡峻，直达艰难。踵御史向信之言，为搬剥之说。恭遇皇上神明，言入即悟，贤宰相实力赞之。随命臣暨工部郎中何栋、户部郎中尹嗣忠、参将陈璠同往修之。工兴于戊子二月，告成于本年五月。不肆月而粮运通行，上下快之。是年所费才七千两，运粮二百万石，所省脚价十二万两，备见诸奏。

重修运河，障碍重重，不仅有自然的，更有人为的。靠皇帝的支持，吴仲冲破了“陆运利益集团”的阻挠，但“白浮瓮山河”难以恢复，水源的问题依旧存在。明代重修的运河不再直通北京城中，漕船须在大通桥码头卸货装车，转运至京城的粮仓中。通惠河因此又被叫做大通河。

大通河仅用玉泉水作为唯一水源，河道水量严重不足。通过两个闸门调节水位，漕船直接过闸的方案已不可行。吴仲在重修运河的同时，必须改变漕粮的运输方式。由于运河水量不够，船只运载量也要相应减少，漕船在驶入大通河前，要早早换成吃水较浅的平底剥船。

为了维持水位，大通河闸门不开，剥船行至闸门处停下，由扛夫搬运漕粮，装载在上游河段等候的剥船中，继续驶向下一个闸门。这样的运输方式，就不能设置太多船闸了——大通河上仅有五个闸，漕粮要搬运五次。

这就是沈从文的文章中那位老者提到的“剥粮五次”，自吴仲重修通惠河后，剥运的方式一直维持，直到清末。从长时段的效果看，剥运的实际效率并不高，运行成本却不低，耗费人力也不少。除了日常管理外，大通河还要定期清淤，隔几年就要全线整修。即便如此，通州到北京的漕粮，仍有相当一部分依赖陆运。随着清代西北郊园林的开发，大通河水源日渐紧张。嘉庆以后国力衰微，剥运几乎无法维持。到了民国，大通河上漕运的历史就终结了。

水上漂来的北京城

北京是心脏，通惠河是离心脏最近的动脉。清末，北京城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昔日生机勃勃的通惠河已满是沉疴宿疾，沈从文遇到那位老者就生活在那个时代。他亲身经历了漕运的艰难，所以他说剥运“比陆路更费”——这句话不是在替政府算账，而是在漕运没落的时代，来自底层劳动者的感慨。如今，我们还可以在清代《通惠河漕运图卷》的画面中，看到当年运河上 “最美劳动者们”的身影。

《通惠河漕运图卷》（庆丰闸局部），作者：沈喻

《通惠河漕运图卷》（大通桥局部）作者：沈喻

还记得大通桥的鸭子么？它们吃到的漕粮，就是这些扛夫，在闸门附近一袋子一袋子搬粮途中漏洒的。除了扛夫，还有纤夫，老百姓管他们叫“十万八千嚎天鬼”、还有挑夫、艄公等等，他们都是靠运河吃饭的体力劳动者。

自元代开始直至清末，大运河源源不断的向北京城输送养分，当然不只有粮食，还有各种建筑材料、珍奇货物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城因此成为一座人类文明的殿堂。民间有个说法：北京城是从水上漂来的。2014年，大运河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成为中国向全世界亮出的文化名片。大运河是一项伟大工程，一个文化奇迹，它对于中国的历史意义，绝不亚于长城；另一方面，大运河背后艰辛付出的底层劳动者，数量也绝不低于长城。没有他们，大通桥的鸭子吃不到漕粮，没有他们，大运河上也漂不来北京城。

如今，铁路代替了运河，成为粮食运输的主要方式，通州不再是漕粮的集散地，而是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惠河”的核心议题，已无关“漕运”，而是生态修复、遗产保护、环境整治、文化旅游、城市更新……

通惠河上虽然已无漕船，但依然有人划桨。

2022年6月30日傍晚时分，北京AquaX桨板运动学院组织了10余名水上运动爱好者，来通惠河上的捡垃圾，为北京水域生态保护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通惠河从当年的运河，变成一条连接首都核心区和通州副中心的生态廊道，一条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文化绸带，一道交织人文与自然之美的风景线。

新时代的通惠河图卷，正在缓缓向我们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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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网站

1.《通惠河漕运图卷》线上阅览网址：

https://pf.bigpixel.cn/panos/cytj/

2. 文中老照片来源：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8433018h/f90.item.r=firmin%20laribe#）

内容合作：清华同衡人文与创意城市研究所

专栏作者：苍司宇

感谢北京联大文理学院陈喜波老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武弘麟老师对本文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