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7-25 18:19
古人取名,在两汉、三国时以单字名为主,到隋唐之际起名发生显著变化,单名虽然还很多,但双名也越来越多,已渐能和单名并驾齐驱了。隋朝皇族子弟尚以单名为主,唐朝则单双皆可,例如唐高祖22个儿子全是双名,唐太宗长子名承乾,唐玄宗名隆基等,至如房玄龄、杜如晦、殷开山、褚遂良、长孙无忌、程知节等,双名比比皆是,这一变化过程,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很多有趣的文化现象。
敦煌唐写本《贞观氏族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一 名字与政治
西汉末年王莽专政时期,曾以官方意志推行过“禁二名”的政策,不提倡取双字名,单名成为主流,而且单名所用的字一改西汉初比较随意、俚语较多的特点,绝大多数是比较美好的字眼,追求雅致、高尚、准确等等,这种情况持续了数百年,直到魏晋时期仍是士族、官员和文化名流起名的主导性特点。名字即社会地位,高官豪富之家起名,宁可和别人重名,也不会再像汉初那样把雉、彘、蚡、濞、蟜等鄙俗字眼作为人名。例子无烦多举,只看三国人物的名字即可为证。但单名模式优劣并存,虽然古雅,但容易重名,尤其是一旦皇帝采用了某个比较常用的字,会对社会上造成很大避讳的麻烦。
从魏晋到隋统一南北之间的二百多年,随着社会文化的急剧变化,人名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双名慢慢出现了,从各个领域一点点改变,由量变积累到了质变,其中起作用较大的是士族政治的影响。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力量发展到极致,有所谓门阀政治之局面,像王庾桓谢四个大家族连续执掌东晋政权数十年之久,他们所凭恃的力量就是宗族。士族非常注重家族的经营,全族男性不论亲疏远近都统一排次第大小,使血缘纽带强化牢固下来,每一辈子弟中都用相近或相同的字作为标识,人口比较繁茂的大族,同辈兄弟排序排到十几甚至几十很常见。这种习惯在唐朝也很好地保存着,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所指十二郎韩老成。
宋武帝刘裕诸子起名为义符、义真、义隆、义康、义恭、义宣、义季,刘裕之弟刘道怜六子也是义字辈,《世说新语》的编著者刘义庆即其子。宋武帝兄弟开始生子起名时,刘氏家族算不上什么高门大族,堂兄弟统一排字辈,当是受了社会流行文化的影响。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皇族子弟起名皆是如此,虽然说不上是当时起名的范式,但文化现象最容易出现慕强效仿或流行效仿,皇族这么做,民间自然会跟风。梁末有一位小官南津校尉叫江子一,两个弟弟分别叫江子四、江子五,揣其情理,有没有子六、子七、子八不得而知,必然还有子二、子三,可能是这两位兄弟早夭或者没有做官,《梁书》和《南史》都没有记录他们。这种明确、简化、易操作的辈分字双名,显然比孟仲叔季式起名法更易被大众接受。
唐高祖李渊家族延续了这种做法,李渊的几位堂兄弟们生儿子大都按孝字辈起名,如淮海王李神通的儿子们道彦、孝察、孝同、孝慈、孝友、孝节、孝义、孝逸等。李渊的22个儿子除建成、世民、玄霸、智云,其余18人皆以元字排辈。北京著名的房山石刻大藏经,其中有一块题记《故上柱国庞府君金刚经颂》,记录了一个从北魏延绵而入唐朝的世代仕宦家族的简况,这位庞府君叫庞怀伯(605-687),祖籍南安郡。曾祖庞光仕于北魏,祖父庞安仕于北齐,父亲庞谦由北齐入北周和隋朝,庞怀伯由隋入唐。庞家起名鲜明反映了自北朝入隋唐的变化历程,祖辈都是单名,到庞怀伯时,把名(怀)和字(伯)连起来称为怀伯,他的子代就变成了双名,诸子名为德相、德立、玄表,孙辈名中大都带一个谨字。庞怀的外孙们同样如此起名,像郭氏外孙奉祁、奉义,何氏外孙天僧、天广、天保、天仞、天助等等。
二 胡风的影响
庞怀伯把名和字连称双名,从传统来看不甚严谨,这一定程度上受到南北朝时胡风浸染的影响。北朝鲜卑等部族建立政权后,贵族集团竞相开启汉化过程,改用汉氏姓名成为时尚。西魏北周自我标榜汉化旗帜,改用汉名时,重拾了魏晋时单名为尚的传统,其贵族人物起名颇为古雅,如宇文泰、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赵贵等;宇文泰诸子名觉、震、毓、邕、宪等。鲜卑人的旧名没有完全放弃,拿来用作字,宇文泰字黑獭,子宇文觉字陀罗尼,北齐神武帝高欢,字贺六浑,北周大将尉迟迥字薄俱罗等等,鲜卑旧名变为字,看起来甚是不伦不类。陈寅恪先生曾说宇文氏汉化复周礼行六官的制度非驴非马,这些鲜卑贵族们的改用汉名一定程度也有点非驴非马,给汉地旧俗掺入新的文化因子,暂时打破了因名定字的严谨性。
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在北周做将军时,一度被赐姓为鲜卑姓普六茹,小名奴奴,无字。大概那时地位卑微,不在乎什么名、字。杨坚无字,杨坚诸子的字多都是鲜卑旧俗,废太子杨勇字睍地伐,炀帝杨广字阿摐,秦王杨俊字阿祗,汉王杨谅字德章,蜀王杨秀无字。可以说,鲜卑胡俗不仅打乱了因名定字的传统,还进一步消解了单名为尚的传统,大量具有特殊含义,或者是俚俗之语,都成了时人的正名。
北魏末有一位骁将叫杨大眼,有个南朝人到北朝后特意来看他,说,传言你眼大如车轮,没想到比寻常人也大不了多少。还有的叫傅竖眼、闾大肥、皮豹子、董筒、姚黄眉、高飞雀等,与本人生理特征或其他作风大概都有一定关系,但化入姓名着实有些不妥。如闾大肥(柔然人),古人用肥多形容牲畜,胖则喻人,魏晋以后很少这样起名,诸胡的荒诞俚俗用法,启发了汉人起名的新思路,汉地也有像桃棒、桃枝、桃符、辟恶等名字。南朝不约而同也有把俚语用于正名的习惯,像南齐大将张苟儿、梅虫儿、曹豹头、周铁虎等等,苟儿就是狗儿的意思,宋明帝笑说以狗为名太不雅,为他改名为张敬儿。隋朝猛将史万岁,太师李穆的弟弟李远字万岁,名字中带这样的字眼,后世人是万万不敢的。在当时,万岁大概还寓有寿命长久的意思,皇家尚未禁绝民间这样“大不敬”的俚语,所以也能作为名和字。
胡风、鄙俗、俚语成不了主流文化,却带来另一个变化。东汉以前也有双名,如霍去病、田千秋、程不识、韩安国、刘病已,一般是单名基础上附加一个字作为辅助,甚少有两个字分量相当、共同表义的。经过南北朝的演化,双名的形式结构以及表义功能都发生了鲜明变化,隋唐人名如虞庆则、冯慈明、李德林、薛道衡、刘文静、房玄龄、李元吉、张须陀等,很难分得清名中哪个字是主要意思,哪个字是作为辅助。
三 变化与回归
促使姓名文化改变的还有很多原因。如以字行的现象,就是把字当作正名,而本名却渐渐不为人所知。有的是因为避讳,南朝由晋入刘宋的王仲德、王元德兄弟即属此例,王仲德本名王懿,王元德本名王睿,名犯司马懿、东晋元帝司马睿之讳,都改以字行。隋朝人伊娄谦(字彦恭),厌恶叛逆之臣王谦,因耻于此字而讳言本名,改以字处世。有的因为尊称、好听、易记称字不称名,周隋之际的名将韦孝宽,本名韦叔裕,世人及后世史书皆称其字而不称名。北齐时邺都名人李神俊(名挺)、杨遵彦(名愔)、王元景(名昕),世人尊重他们的政治身份和文化地位,都以字称之。据颜之推《颜氏家训》载,发展到一定程度,南朝人约定俗成,“江南至今不讳字”(颜之推所谓“今”指隋时)。不讳字,意思是如果和帝王的字相同,也不须避讳,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越来越多人渐渐化字为名,成了双名。唐初名臣如房玄龄(名乔)、封德彝(名伦)、高士廉(名俭)、尉迟敬德(名恭),大概皆是此类,乃至于国家档案记录他们的姓名时,都放弃了本名,把字作为正名。
又如宗教文化的影响。东晋时受五斗米道影响,人名中喜欢带一个之字,如王羲之祖孙四代名中都有之,南朝的徐羡之、沈庆之、陈庆之等。之,有的说法是达到某种美好的境界,而且名字带之,结构上有鲜明的繁简对比,发音带有一个略长的拖音,叫起来很顺口,一经使用就非常受欢迎,流行了二百余年,到南朝末叶才逐渐消失。佛教文化也深刻影响了双名文化,南北朝至隋唐时,名字中很多带有僧、法、释、慧(惠)、宝、昙、菩提、罗汉、伽罗、药师的,都是此类。隋文帝杨坚之妻独孤伽罗,即因独孤信家的信仰而有此名。唐朝名将李靖本名药师,药师是佛教中重要的佛尊。李靖的名字新旧两《唐书》有一定歧异,《旧唐书》说李靖本名药师,《新唐书》则说名靖字药师。药师与靖并没有什么关联,这种搭配十分奇怪。以理度之,大概李靖幼时因家庭宗教信仰之故名药师,及其长大入仕,在当时佛教文化入名的热度渐渐消退的背景下,以佛名为名未免有些不妥,故改名为靖。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女性名字,似乎并无单名的规矩。从隋唐的墓志资料看,有婉娴、贵女、静德、大惠、敬亲、丽华、玉姿、娥英等等,大多与古时社会对女性的品德要求相应,与男性起名内涵之丰富、用字之多样不可相提并论。毕竟古时有条件起名的都是官员豪富之家,一般小吏或平民的女儿可能只有一个简单的称呼,如大娘、二娘、某某孃的代称。
隋唐之际双名大兴,虽未完全取代单名,但双名的用法、内涵和结构上的优势已与单名并驾齐驱,取单名固然仍有简洁有力和古雅的意味,双名同样也能发挥一样的功能。发展到盛唐时期,姓名文化渐趋稳定,南北朝时期兴起的胡俗、俚语和宗教色彩浓厚起名方法,在完成它们推进双名化的历史功能后,大多渐渐消失了。无论单名还是双名,所用字词都要遵守雅观、方正、得体,唐至宋轮番流行的姓名用字,大率是仁、彦、义、甫、德等代表美好寓意的字,起名习惯从形式上经历了从单名为主到单双并行的巨大进步,论及名字本来的功能,却又逐渐回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