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是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传统廉文化内蕴于几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散见于经史子集、律令刑典之中。如此瑰宝，要传承发展下去，成为现在和未来廉洁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廉以修身齐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廉”被赋予了很高的道德价值，指一种美德、一种境界，用来形容个人的修身励志、处世齐家之道。如何才能做到廉？汉代刘熙《释名》认为，“廉，敛也，自检敛也。”“自检”，即内在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在中国古文经典中，类似的表述俯拾即是，如“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这些流传千古的名句凝结着古代廉政建设的智慧，为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智慧之源。

在古圣先贤看来，“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条件。《礼记·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由此不难看出，古人多么重视“修身”的作用，事关“齐家”“治国”“平天下”。

廉以为官从政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不只是君子义士修身养性的道德要求，更是官吏为官从政的政治伦理。齐国大夫晏婴提出了“廉者，政之本也”的思想。汉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廉”更多地被用于政治伦理、政治规范层面。在汉代察举制度中出现了专门的举廉科，将“廉”作为官员选拔、任用的主要依据。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在其《西山政训》中提出：“廉仁公勤四者，乃为政之本领”，把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于公、莅事以勤看作为官从政者的四大本领，律己以廉居首。

“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廉洁对于为官从政的重要性，就像土壤和雨露于生物之必不可少，须臾不可失。历史上，人们往往把官员分为“清官”和“贪官”“庸官”“昏官”，也有“廉吏”“良吏”之称，做此区分的重要标准之一便是廉洁与否。春秋时期，子罕“以不贪为宝”；东汉时期，刘宠“离任仅受铜钱一枚”，杨震“暮夜却金”；魏晋时期，山涛“悬丝拒礼”；北宋时期，包拯“不持一砚归”……在中国历史上，两袖清风、公正廉明、勤政为民的清官廉吏比比皆是，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清廉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与此同时，中饱私囊、徇私枉法、以公肥私的贪官污吏也不胜枚举，比如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号贪官”的和珅，便是因巨贪而为人不齿、遗臭万载的反面典型。

廉以用人治国

回望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治世与乱世的交替，虽然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梦寐以求其统治能够“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最终都没能跳出王朝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历史周期率。这一周期率几千年来没有一个朝代能够解决，其中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但都毫无例外地遵循“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危”“廉则兴、贪则衰”的历史铁律。

吏治腐败，王朝必然颠覆，而用人不公是中国古代最大的腐败之一。古圣先贤早就意识到用人是治国之关键、廉洁是用人之首要的道理。在上古虞舜时期，一位叫皋陶的部落首领就认识到以廉任人的重要性，把“简而廉”作为为官者应遵从的“九德”之一。在《周礼》这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中，提出了考察、评价官吏的六条标准，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这六种能力标准之前都有一个“廉”字，表明“廉”是为官之本和考核之要，是居于首位的，这也体现了我国古代廉德廉能并重、以廉为本的思想。苏轼就此撰写《六事廉为本赋》，认为考察官吏虽然要从六个方面进行，但都统一于廉。此“六廉”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廉政思想产生的重要标志。此后历朝历代的官吏考核，虽然各自有其标准，但基本内容和框架无不受此影响。

古人治国用人的经验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启发。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不是朝夕之事，必须借助传统廉文化的力量。以传统廉文化为根基、为依托，结合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资源并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