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奇迹不能仅停留在经验层面，要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通过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表达出来。要从话语层面丰富现代化话语表达体系，提炼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为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根本遵循。

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它确立于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核心。在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既无法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也无法解决市场经济带来的分配不公，更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相较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效保证了市场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来看，中国打破了传统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推翻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错误结论，破除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相互对立”的传统观念。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的显著区别，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支撑。

从收入分配制度来看，中国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格局，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片面强调按资分配和效率最大化的收入分配理论。我国采取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克服了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弊端，促进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从市场经济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统一。马丁·雅克指出：“中国拥抱了市场经济，但它避开了西方式自由”。今天看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与奇迹，离不开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简单参照西方“正统经验”的市场化，也不是刻板遵循“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而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建立起的公平、高效、可持续的市场经济，既发挥了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高效，也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宏观调控的优势，实现了市场和国家的良性互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颠覆和重构，更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从需求管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是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同时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我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

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供给与需求的辩证统一和动态平衡，以“长期结构性调控”超越了供给学派的“短期总量调控”。供给学派片面将供给当作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供给而忽视需求，强调供给管理而忽视需求管理，造成了供给与需求“决裂”，根本无法揭示隐藏在供求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问题。相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强调供给与需求相互配合、协调推进。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质量和服务，满足消费需求，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发挥政府与市场两方面的优势，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超越了供给学派“绝对自由市场”的主张。西方供给学派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极力推崇政府无为，强调减少政府干预与福利支出，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相反，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代替了“完全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也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保证了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和稳步发展。

最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目的，超越了供给学派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价值导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我国供需错配的现状，从供给侧入手，以“三去一降一补”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更好地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比之下，供给学派倡导减少税收、缩减社会福利，降低了社会的保障水平，加剧了贫富差距与社会的不稳定。

从市场均衡到共同富裕

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对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原则的分析，提出了“市场均衡”理论。该理论认为，当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效用和最大利润时，市场会自动调整供求关系以达到市场经济的最优状态，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事实上，不管是一般均衡还是局部均衡，都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理性经济人”假设以简单的、理性的、利己的经济人代替了复杂的、非理性的、利他的社会人，本质上是为私有制条件下的劳资对立和两极分化披上了一层合理的外衣。

就现实而言，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理性代替了西方“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以劳动逻辑代替了西方的资本逻辑，以长期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代替了西方经济短期的效率和利益。从范围和领域来看，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和全面富裕，既强调“一个都不能掉队”，也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有效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避免了社会两极分化，推动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反，在私有制和“理性经济人”的前提下，“经济的稳步扩展，往往使某些被剥夺了各种权力的下层群体和阶层的命运恶化、并降低它们有效地接近这个新框架的可能性”，从而拉大了贫富差距，加速了两极分化，加剧了社会动荡。

从实现方式来看，共同富裕是共创富裕和渐进富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维护国家安全、改善人民生活”作用的同时，也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了民营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创业就业、推动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增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我们强调的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时富裕，而是鼓励先富带动后富的、分阶段进行的逐步富裕和渐进富裕。

从个体主义到系统观念

个体主义方法论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方法论原则。无论是以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还是以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为假设前提的西方经济学家，大都采用以“个体行为”为基本分析单元的个体主义方法论。

不可否认，社会现象是由个体行为和互动构成的，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深入分析社会现象的本质和产生原因。但是，个体主义方法论在现实中并不总是成立，它的缺陷决定了其适用性必然受到限制。首先，个体主义将个体视为经济行为的决策者和承担者，忽略了群体行为和社会规律的存在，容易导致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不够全面和准确。其次，个体主义将经济行为简单地看作是个体自我利益的追求，忽略了历史变迁、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对个体行为和决策的影响。最后，个体主义偏重于短期和局部效应，忽视了长期和整体效应。事实证明，个体脱离不了整体。但如果片面强调整体，就容易忽视个体的多样性和创造性，限制个体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因此，为更好地把握经济发展规律，应坚持系统观念，“从整体着眼，从个体着手”，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这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更好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更需要强化系统观念，协调各方关系和利益，坚持问题导向、协同发展、整体推进、利益共享、开放包容，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赢得发展主动权，推动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就。总之，从个体主义方法论到系统观念的转变和发展，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既为更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同时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统筹布局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庞大的经济体量和丰硕的历史成果，证明了中国已具备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条件和能力。在全球化及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新问题将全世界带入一种徘徊或迷茫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学所要担当的历史责任就是解开全人类“认识上的枷锁”，更好地引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时代的呼唤，更是历史的选择。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