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古代大建筑群平面中统率全局的轴线曰“中轴线”，“世界各国唯独我国对此最强调，成就也最突出”（《中国建筑史》）。其所蕴含的文化美学是由与之共生的“左祖右社”、左右对称、“左文右武”一道来展现的。

左祖右社

北京中轴线在设计规划中，强调“左祖右社”的设计理念。这本源是“王城”的建设，遵从《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左祖右社”，意为在营建都城时，左侧建设供奉和祭祀祖先的皇室宗庙，右侧建设祭祀社稷二神的祭坛。在古都北京，所谓“左祖”即太庙，现如今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右社”即社稷坛，如今成为中山公园。正是这相互对称的概念，才证实这条历史形成的建筑群、道路是一条轴线，是一条维系和支撑北京城市规模的主干。也就是说，有了这条轴线才有了与这条轴线相互对应的建筑形态、景观、历史地名。无论宏观的规模还是微观的小品，都与这条轴线相依托，呈现相对的格局。

北京的太庙和社稷坛建筑群是中轴线上最早的对称古建群，太庙是皇家宗族和血脉的代表，社稷坛则是国家和江山的象征。

元朝在中统四年（1263年）三月“初建太庙”，位于以现在广安门为中心的燕京城中。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兴建大都新城后，皇宫、园囿全都新建，太庙按照都城的理念进行规划建设，将“左祖右社”分别建在了大都城内的东西两侧。至元十四年（1277年）八月，大都新城开始兴建第二座太庙——新太庙，建在了皇城外的东面，在齐化门里，有人考证在现朝阳门内路北的位置。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在和义门（今西直门处）划地40亩，兴建社稷坛。元朝实行社与稷分祀制度，社坛和稷坛东西分立，社坛在东，稷坛在西，相距大约五丈。两坛均高五尺、方广五丈。社坛上四方敷设青、赤、白、黑色土，中间是常土，上面覆盖黄土，稷坛上则不用五色土。

明代朱棣迁都北京后，把“左祖右社”放在了皇宫前部的两侧，更加突出了太庙、社稷坛在都城的重要位置。

左右对称

根据《周礼·考工记》记载，最先出现的对称是“左祖右社”，对称的依据就是穿过皇宫、皇城以及城市的中轴线，使城市的街道、建筑或空间对称与呼应，成为北京城的重要特征。北京城市的主体是坐北朝南，它的左侧即是东，右侧即是西，也习惯地称为“东西对称”。

在留下的城市地名中，从南向北，我们可以看到左安门与右安门、广渠门与广安门、东便门与西便门、崇文门与宣武门、朝阳门与阜成门、东直门与西直门、安定门与德胜门，还有东安门与西安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等，不仅城门相互对称，在地理的感受中也是对称的。现在基本是以中轴线划线，分为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东长安街与西长安街。历史上，除了有左祖右社外，还在外城对称地建了天坛和先农坛，天坛的圜丘坛门与先农坛东门相对应，天坛的祈谷坛门与先农坛的太岁门相对应。

城内街市与地标性建筑也是对称或呼应的。东单牌楼与西单牌楼、东四牌楼与西四牌楼相对应。东单牌楼名“就日”，表示在东方；西单牌楼名“瞻云”，表示在西方。这两座牌楼不仅对称，寓意还是互相呼应的。

左右对称在细微之处，也看得很清楚。北京中轴线由若干个门串联在一起，从南到北分别为：永定门、正阳门、大明门（中华门）、天安门，直到地安门。这些门大多都有左右对称摆放的狮子，老北京有句俗语“天安门的石狮子——对着摆”，这句话就是借天安门前有一对巨大的石狮子对称立于金水桥头，来形容事物成双成对或形容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皇城与紫禁城更为体现对称的格局。天安门前后的两对华表是东西对称摆放，端门到午门中间道路的两旁联房也是中规中矩的对称排列。紫禁城东门东华门，西门西华门，而午门五凤楼五座城楼，东西两侧各有形如大雁之翅的雁翅楼来表现左右对称。紫禁城四角各设九梁十八柱的角楼，宫殿又分为东六宫和西六宫。太和门堪称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门，列铜狮一对，左雄右雌，是故宫六对铜狮中最大的一对，门前丹墀之下东西两侧分别列有石匮、石亭。太和门广场左右各设一门相对，东为昭德门（明代称弘政门），西为贞度门（明代称宣治门）；广场两侧还有排列整齐的廊庑，习称东、西朝房，并有协和门（明代称会极门）和熙和门（明代称归极门）东西对峙。太和门内即太和殿，月台上对称陈设计时器日晷、标准量器嘉量，铜龟、铜鹤各一对。

这一系列的对称与呼应都是源于都城的规划，而都城的规划依据是中轴线。封建王朝结束以后，对称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现在的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朝南开的正门都是民国时期开的，而且两个开门一模一样，两个门到天安门中间的距离也是几乎一样。中山公园到中轴线的距离是155.270米，劳动人民文化宫到中轴线的距离是155.334米，四舍五入，两边到中轴线的距离都是155.3米，应该说是严谨地遵从于中轴线的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天安门广场两侧兴建的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两个大门也是相互对应。

左文右武

在习惯称为东西对称的同时，又引申有“文武对称”。有意思的是以中轴线为基准线，以东建筑以“文”冠名，如崇文门、文华殿；以西则以“武”冠名，如宣武门、武英殿等。东交民巷中曾有“敷文”牌楼，西交民巷曾有“振武”牌楼。此外，呈对称的还有文庙（安定门内孔庙）与武庙（德胜门内关岳庙）。就是明清时期衙门，也以文武来分布。明代承天门（今天安门）东侧是掌管全国礼仪、祭祀、宴享、贡举等事务的礼部，掌管全国官吏选授、考课、勋封之政的吏部，负责全国户口、土地、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的户部，以及宗人府、鸿胪寺、钦天监等；西侧有全国最高统军机构左、中、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受理内外章疏、收臣民密封申诉之件的机构通政使司，以及掌管侍卫、缉捕、刑狱之事的锦衣卫等。《洪武京城图志·序》称：“六卿居左，经纬以文；五府处西，镇静以武。”说的就是这种布局。清代，东侧大部分沿用明朝旧制，仍为各部所在，清代则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衙署，“东掌生、西掌死”，文职衙门像吏部、户部、礼部等分设在中轴线以东，武职衙门分设在中轴线以西。据说，文官、武官上朝的时候也是东西分列。

明代，在紫禁城奉天殿的东西两侧修建了文、武二楼和文华殿、武英殿，形成文武对峙的格局。之所以这样建设，明永乐时大学士杨荣在《皇都大一统赋》曰：“文楼、武楼之特耸，左顺、右顺之并建。若乃震位毓德，文华穹隆；亦有武英，实为斋宫。”李时勉《北京赋》曰：“东崇文华，重国家之大本；西翊武英，严斋居而存诚。”《明会典》载：“文武百官齐班，位于午门外之东西北上。文官侍立，位于文楼之北西向；武官侍立，位于武楼之北东向。”建筑也是思想的反映，文楼、武楼作为奉天殿的左右臂，以昭示帝王治理天下依靠的是文武之道，也就是仁义之道。清顺治元年（1644年）将文楼改名为体仁阁，武楼改名为弘义阁，体仁阁位东，弘义阁位西，均为黄色琉璃瓦庑殿顶，形成东西对峙护卫正殿的格局。在清代，弘义阁是银库，体仁阁曾于康熙时举办过博学鸿词科考试，为清王朝招揽名士贤才，奠定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思想。这两座建筑的命名就点破了统治者的为政之道在于德。体仁、弘义出自《周易》：“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要求统治者效法天道，推行仁政，爱护人民。

在谈文武对称的时候，还会发现有阴阳之分。中轴线以东的机构，主文属阳；以西的机构，主武属阴。

还有进一步用生与死来解读的，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的“对称”故事，代表一生（升）一死。每年农历春三月，是举人们进京赶考的日子，考中者可入宫参加殿试，殿试考中者成为进士。中了进士的人，他们的名字就会入黄榜。黄榜是从午门接出，经天安门，出长安左门，张榜公布。由此，人们将长安左门称为“龙门”，寓意前程似锦。每年农历秋八月，是“秋审”的日子，各地将死囚集中于京城，由皇帝裁决。凡是皇帝勾决的死囚，就会被从长安右门押出。由此，长安右门被称为“虎门”或“死门”，即有去无回。

北京中轴线的对称美学，不仅完美体现了中华文明“中正和合”的哲学理念，而且由此派生出文武——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又解读为阴阳，重视事物之间的平衡与和谐，更在文化层面展现其奥妙之处。

（作者曾为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地方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