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再是面向现代化，而是在实践中推进和拓展现代化，探索出属于自己的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诸多难题。我们不再是落后于时代、望人项背，而是已经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在某些领域甚至进入前沿的“无人区”，以自己的探索引领时代。时移世易，必然要求思想观念和认知范式的重大转变；外延性的急遽扩展必然倒逼意向性的深度反思。我们需要基于根本性变化的事实，在更为广阔的可能性空间中重新审视自我、定位自己。

自主不是简单地“选边站”，而是以强大、理性的自我为主体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和关键在于“自主”，针对的就是以往的“不够自主”。毋庸讳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自觉不自觉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毛泽东当年特别强调反对一些人“言必称希腊”，而“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现象在今天中国学界仍不少见。从思想根源上看是不够自信，从认识根源上看是盲从于洋教条。同样毋庸讳言的是，至今仍然有人把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简单对立起来，认为其中存在着古今中西的云泥之别，看不到它们之间彼此契合、互相补充、相互成就的方面，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统文化研究中都存在教条主义的倾向，鄙薄一些贯通、融通的努力。如果说盲从洋教条是“学徒”心态，那么这种原教旨主义性质的教条主义就是“守财奴”心理。康德在谈到“什么是启蒙”时有个著名的说法，即所谓启蒙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从“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正是思想解放和“自主”的本真含义所在。“学徒”和“守财奴”其实都意味着“依附”，都是广义的自我施加的“被监护”状态，正如个体生命的成长，其合理性只属于历史发展中不成熟的低级阶段。今天，中国发展已经进入“强起来”阶段，自信自立方能真正自强，在智识上必须从“依附”“被监护”“不够自主”的状态中彻底解放出来。自主就不会在既有中简单地“选边站”，而是以强大、理性的自我为主体，自立于更为超越的层面，实现“万物皆备于我”，融贯古今中西。在此意义上，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要建立和巩固更为强大的文化主体性，在更高层面实现和维护中国人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超越西方中心论，也要超越“以中国为方法”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自主”应该是积极的、胸怀天下的。马克思曾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其实，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民族所做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人类性贡献，日益取决于这个民族是否成为世界历史性民族，或者说是否具有自觉的世界历史性民族的“天命”意识。在今天，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应该是一种消极的民族本能，而应该自觉贯彻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的原则，站在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的高度，积极应答人类之问、文明之问。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要超越西方中心论，也要超越“以中国为方法”，自觉地以人类为方法：拥有人类整体的视野和情怀；增强人类共同主体的自觉；遵循人类原则高度的规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一致、可以互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现代的，而且是超越现有各国现代文明的“人类新文明”，其根本特征就在于以天下观天下、以天下为天下，朝向一种世界文明、人类公共文明。这是作为“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近年来，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一系列主张本就贯穿着“人类”的逻辑，蕴含着以人类为方法的维度。因此，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应该简单理解为是增强民族性以及对人类性做出贡献，而是应该自觉加强基于人类性对民族性进行提升，实现更高层次的民族性和人类性的统一。或者换而言之，在今天，以中国为方法的最高境界恰恰包含以人类为方法——这正是“作为方法的中国”的深层独特性所在。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