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等合作开展的“古籍保护与利用公益项目二期”传来好消息——借助最新的科研成果和科技手段，一批受霉蚀、断裂、絮化等复杂病害影响的国之瑰宝，焕发出新的光彩。

国图藏元代版本《通志》、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特殊装帧的敦煌麻布画……这些承载中华文明基因的珍贵典籍，在修复人员的妙手下，迎来新生。

微针除霉斑

300多叶《大藏经》大变身

看到藏文古籍《大藏经·甘珠尔》时，国图文献修复组修复师宋玥心里一沉：300多叶的书叶一半以上严重发霉、粘连，难以揭开；大量的水渍、污渍让部分书叶破损、变色；书叶上下方的夹板也出现发霉、破损……“病害种类多，而且病情很严重。”初次“面诊”，宋玥就感受到了挑战。“体检”是重中之重：夹板木质检测、经帘材质及颜料成分分析、纸张纤维的分析检测……十几项分析报告印证了宋玥最初的观察。

对于修复师来说，清理“伤口”是帮助文献走向康复的第一步。“污损情况太严重了，有霉斑、又有泥土，还有一团团黑色污渍。”好在有着丰富修复经验的修复师对修复流程已是轻车熟路。针对夹板和书叶的不同状况，多种去污手段齐上阵，宋玥和同事们每一步都格外小心。

比如，夹板外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泥壳，如果硬刮可能会伤害到表层，宋玥选择用硬挺的刷子一点点清扫。对书叶，修复师先使用硅胶滚轴做整体清洁，利用硅胶微弱的粘性将附着于书叶表面的尘土、霉斑、污渍清除；再在小型显微镜下，使用微针精准剔除细小污渍；对于深色顽固污渍附着的书叶，则反复用毛笔蘸清水清洗、吸水纸撤水。“单单做清理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到了修复环节，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性。宋玥说，看上去普通的书叶其实暗藏玄机。“这本《大藏经》有300多叶，每一叶由4层纸粘合成的，这4层纸中有宣纸又有竹纸，所以情况很复杂。”这也意味着，每一叶书叶都要有针对性的修复方案：对于空毂、分层严重且缺损较多的书叶，将其需要修补处的4层纸张完全揭开，逐层选取合适颜色、材质的纸张进行修补，再将修补好的4层纸张按照原位置两两相托，最终合成一叶；对于无法分层的、需要小面积补破的书叶，则小心挑开破口边缘，将4层补纸塞入，粘牢压平。

挑战并未到此结束。沾过浆糊、经过水润之后的300多叶书叶虽焕新颜，但尺寸已经出现细微变化。仅仅几毫米的变化对于修复师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误差。“那段时间我们在四处抢砖，将书叶重新压平。”宋玥笑着回忆，办公室凡是有平面的地方都是被重物压着的书叶。这样的校正需要的是极大的耐心——书叶常常一压就是几个月。然后，宋玥和同事还要用专用锤书锤，将书叶与补纸的搭接凸起处捶平，将大小不一的地方进行裁剪。

“这是第一次全组人一起上阵，共同完成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修复项目，为未来的团队合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宋玥说。

“将错就错”

双面麻布画焕新颜

国图文献修复组副组长宋晶的任务也很棘手——修复一幅装帧形式特殊的敦煌麻布画。“这幅麻布画正面是画，背面是经；经和画是背靠背粘在一起的。”这种装帧形式的麻布画，她也是第一次遇到。

采访当日，修复工作室里，宋晶和同事正做着修复的收尾工作。画面虽然满是岁月的沧桑感，却毫无破败气息。背后是宋晶和同事近一年的悉心呵护。“当时，正面画芯断裂、破损、缺失、变形、空毂、起翘，表面有污渍，颜料层龟裂、脱落，颜料变色；背面写经纸张断裂、缺失、变色……”宋晶历数着这件文物的“病症”。

关于这件特殊文物的修复方案，大家意见不一：有人提议将画、经分离，修复完之后，画与经分别保存；也有人提议，原状修复，让画与经保持一体的状态。

经过进一步的分析讨论后，原状修复方案胜出。“麻布画使用的是重彩，由于年代久远，所使用的矿物颜料已经在织物的缝隙中结块，如果有过大的扰动，颜料很容易脱落，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宋晶解释，原状修复，能最大限度减少对文物的干预。

但挑战也随之而来。

“一般的修复，我们要用比缺损处稍大一点的补料补在后面。但这次只能使用‘嵌补法’把补料严丝合缝地补上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一处的缺损形状并不规则，缺损处的丝线边缘长短不一，宋晶要用极大的耐心将这千丝万缕给捋顺。“我们使用了最小的剪刀，让补料与原件上的每一根线都刚好碰上。”

这还不是最难的。检测结果显示，背面的经书很可能是用来对正面的画进行临时固定的，或是情况紧急，抢救性保护时，经与画并不是百分百贴合，导致画面的部分丝线并非横平竖直，有的地方甚至是波澜起伏。为了防止颜料脱落，宋晶有时还得“将错就错”，顺着不平整的丝线将画面补全。“如果完全将丝线捋正，反而容易造成颜料的脱落，我们只能在其中寻找一个平衡。”

最小干预

镶料被最大限度保存

“这次修复中，我们把‘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等理念的落实往前更推进了一步。”国图文献修复组组长胡泊全程参与这批文物的修复，他对此深有感触。

以金石拓片裱轴的修复为例，修复人员不仅对原装裱材料（绫、绢、封头等）做了最大限度的保留、修复和重新利用，对于强度尚可、仍能实现一定支撑保护作用的最外层褙纸同样尽可能保留、修复并再次使用，保证修复后的藏品正反两面外观均与藏品原貌相近。“书画拓片的装裱至少是4层，之前大部分人会觉得，只有最中间的画芯部分是核心文物。但是随着理念的更新，我们也慢慢意识到，画芯之外的镶料与画芯是一体的，有的甚至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也是值得我们保留、珍视的文物。”胡泊说。

元代版本《通志》的修复也是一大创新。团队首次尝试在不拆除原装帧的情况下，对内里书叶进行修复。“我们在修复时少量喷水，避开书脊，防止变形；同时还要注意防止水汽渗透到其他相邻书叶。”宋玥说，这种修复方式的最大好处是，所有书叶修完后仍能保持一致的大小，不用再进行二次裁剪。但战线也势必被拉长。在整个过程中，修复人员要随修随压，保证书叶的平整度。“我们在修完一张书叶后，必须得等它在几天后被完全压平，才能进行下一张的修复。”

最新科技手段的加入，也帮助修复后的文物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汁原味”。“修补敦煌遗书使用的补纸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胡泊说，修复团队对敦煌遗书的用纸进行了精细的分析，并进行了再造。进一步分析发现，敦煌遗书用纸的表面还附有一层涂层填料，为了摸清这些填料、胶料的配方，胡泊带领同事进行了数月的尝试。

除了填料和胶料，借助新技术，纸张老化、染色的秘密也被团队一一摸清。最终，纸张的触感和观感达到了与原件的最大程度相似。

【新闻背景】

2021年6月，为进一步深挖典籍资源，活化保护成果，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国图（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多家单位联合启动了“古籍保护与利用公益项目”，10家单位共修复完成了104册（件）珍贵古籍。2024年4月，“古籍保护与利用公益项目二期”启动，22家单位的73件/册珍贵古籍获批修复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