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较早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城市，未来产业培育已进入“深度操作阶段”

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起2025年参与了一项重要的调研。

2025年3月至9月，由北京市政协经济委牵头组成联合调研组，围绕未来产业发展开展专题调研。李志起称之为一次针对北京未来产业的“政策CT”，这次调研正好发生在北京扶持未来产业政策发生重要变化的时点。

转折点是2025年8月发布的《北京市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 促进未来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下称《若干措施》），提出了16条具体措施。北京是较早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城市，“未来产业”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并被写入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

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和北京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情况，察看代表性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就在此次考察10天前，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进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

作为较早布局未来产业的城市，北京希望自身的优势能够延续，并且探路究竟应该如何培育未来产业。

“投入增长机制”，有何新意

早在2023年9月，《北京市促进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对外发布，明确了未来产业的六大领域和20个细分方向，比如人们熟悉的商业航天就属于未来空间领域。尽管其中涉及八项具体行动，但在李志起看来，当时北京的未来产业还处在顶层设计和规划布局阶段。

“但是《若干措施》的发布意味着北京未来产业培育进入‘深度操作阶段’。”李志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标志性变化是，政策要求从指导性意见变为可量化、可考核的刚性约束，例如《若干措施》明确，科技、经济和信息化等主要产业部门投向未来产业的资金比例不低于20％。

“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为何重要？国家信息中心未来产业和平台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胡拥军表示，培育未来产业几乎从零开始，全链条推进孵化转化、工艺熟化、产品研发、用户培育、市场开拓，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尽管2024年以来，北京陆续新设8只百亿级政府投资基金，涵盖人工智能、机器人、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新材料等产业，合计初始规模达1000亿元。

截至去年调研时，这8只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出资项目有56％投向未来产业，但是李志起发现，北京未来产业仍然面临资本短缺。“最缺乏的是能陪伴10年以上的‘耐心资本’，尤其是敢于投资技术‘死亡谷’的早期资金。”

技术“死亡谷”指成果转化过程中从样品到产品的过程，一些未来产业在跨越技术“死亡谷”时往往需要大量资金。

极光星通是一家星载激光通信终端产品供应商，产品能够应用于卫星星座组网后的星间通信。“商业航天领域奉行Space X的‘以赛代练’，即通过高频入轨测试，实现快速迭代。”极光星通技术总监李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国内星间激光通信在轨实测数据长期稀缺，公开可得的长期、多距离、多次数的星间激光链路运行数据相对有限，这反过来制约了算法优化、链路稳健性统计与工程化推广的步伐。

为解决这一问题，2024年，极光星通自筹资金5000万元用于购置火箭和卫星平台，自主制造并发射两颗技术实验星“极光星座01/02星”进行在轨测试。李峰透露，公司后续将以星座组网的方式进行实测，已经为极光星座规划了10个或12个轨道频点，用于后续的产品迭代验证，确保每代产品在向客户交付前，都经过一年左右的在轨飞行验证。

这样的技术验证对于资金的需求可想而知，今年2月初，成立于2020年的极光星通已经完成第4次A轮级别的融资，A4轮融资额近3亿元。

针对未来产业大量的融资需求，调研组建议，设立北京市级未来产业引导基金，区别于传统基金，投资阶段更早，考核周期更长（如10年），风险容忍度更高，运作更加市场化专业化。尽管这样的未来产业引导基金尚未建立，但是《若干措施》出台后，资金开始向未来产业早期阶段倾斜。

2025年，北京开展“创赢未来”系列活动，支持京内外早期种子、天使轮、A轮等早期阶段的潜力企业以及创新团队，共80多家企业获得超20亿元股权融资及超19亿元银行贷款。

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科技标准处处长王晶介绍，2026年这一计划将大幅提升资金支持上限。通过公开路演的企业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支持，支持资金转股后的持股股比原则上不超过企业总股本的20％，以保障企业经营自主权。未来五年，“创赢未来”成长计划将连续实施，计划每年投入1亿元，发现培育100家以上潜力企业，保持要素投入增长，为未来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

当然，对于未来产业的投入不仅涉及资金，李志起在调研中发现，企业普遍面临要素供给瓶颈，从资本到人才、空间，再到数据、算力等新要素，不一而足。北京需要找到针对未来产业有效的投入机制，以巩固已有优势。

上左图：2018年，零壹空间自研商业亚轨道火箭首飞。图/中新

上右图：2025年2月24日，位于北京亦庄的蓝箭航天空间科技公司内，人们参观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Y1残骸回收物——整流罩端头帽。图/中新

下左图：2026年1月16日，星河动力公司研制谷神星一号海射型遥七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图/视觉中国

下右图：2026年1月下旬，北京亦庄，人们在2026北京国际商业航天展览会上观看运载火箭模型。图/中新

“绝对优势”在哪里？

从产业规模看，2024年北京规模以上未来产业企业达417家，实现营业收入5254亿元，同比增长4.6％，这样的数字无法让人直观感受到北京在一些未来产业上的优势。但事实上，一些优势正在显现。以去年年底开始持续受到关注的商业航天赛道为例，北京亦庄商业火箭企业集聚度达全国75％，去年亦庄商业火箭公司成功发射24次。

2015年12月，作为最早成立的商业火箭公司，零壹空间从北京中关村搬到亦庄，是当时第一家入驻亦庄的商业火箭公司。

零壹空间CEO舒畅认为，民营火箭公司早期在亦庄集聚不难理解，因为其距离航天科技集团的运载火箭研究院也就是“一院”较近。

人才优势，这是亦庄在全国比较早地形成了商业航天产业集群的原因，也是很多民营航天企业虽然总部不在北京，但依然要在北京设立研发中心的原因。包括舒畅在内，国内商业航天产业的早期创业者普遍来自体制内。

“国内商业火箭公司的技术路线基本是‘固体火箭先行、液体火箭跟进’。一方面是因为固体火箭更容易在短期内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一些初创公司从‘一院’固体火箭团队挖走不少人，像蓝箭航天早期，从CTO到固体火箭项目的动力系统设计师，不少关键技术岗位的人员都来自体制内。”有资深商业航天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他看来，亦庄商业火箭公司集聚地距离“一院”车程不过15分钟，可谓地利十足。“民营火箭公司早期需要大量体制内资源支持，从供应链到人才，距离接近便于交流。一些民营火箭公司成立不久就尝试发射，但是公司人才队伍都不完整，需要大量体制内人员提供脑力支持，这不被允许，但几乎是绕不开的一步。再比如，一些民营火箭公司早期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其实直接采购的是导弹发动机，甚至利用体制内工厂进行组装。”

一座北方城市经信部门官员曾到北京亦庄与商业航天公司交流，他强烈感受到北京相关体制内单位的人才外溢效应，人才的背后是资源。

“从2025年火箭发射次数来看，民营火箭公司仅为国家队的四分之一，但是研发人员数量已经超过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两家央企火箭研发人员数量。这意味着民营火箭公司不再单向从国家队挖人，自身也在培养人才。”舒畅表示，业内有一句话，“飞没飞过不一样”，成功发射的经验对于技术团队而言十分重要，民营火箭公司近10年也培养出一批技术人才。“零壹空间固体火箭总师、副总师就是应届博士生，毕业后就入职民营火箭公司。十年前入职民营火箭公司的应届生，如今已经担任副总师、总师职务。”

不过，北京的人才优势依然存在。舒畅表示，商业航天公司一般岗位所需的基础人才已经能够依靠业内培养，但是一些顶级人才仍然要从国家队或科研机构引进。

他向记者透露，零壹空间2025年已经完成可重复使用液体火箭团队的组建，三位技术带头人中，一位是公司内部培养，一位是高校中长期从事可重复使用运载器研究的科研人员，还有一位就来自航天科技集团这样的国家队。团队主要在北京、上海开展工作。

李志起认为，在未来产业发展过程中，人才是核心战略资源。如何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并且吸引更多人才，关键之一就是建立高效的成果转化通道，确保其颠覆性发现能快速对接应用场景与产业资源，让科学价值转化为现实影响力。

培育未来产业，有何不同？

中科富海是一家先进低温装备以及氢能应用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最初以中国科学院理化所院士大型低温工程技术成果为基础，这是一家典型的通过成果转化而来的企业。

中科富海董事长张彦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产业在不同阶段，对区位的需求不同：早期靠科研和人才，成长期靠制造和供应链，扩张期靠市场和交付效率。北京在顶尖科研院所资源、高端技术人才集聚、产学研协同、行业标准与信息枢纽等方面，依然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是‘创新策源地’。”

在未来产业的诸多赛道，北京都希望依靠科研和人才优势，保持“创新策源地”的地位，比如明确提出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的“北京模式”，即京内“总部研发+高端制造”、京外“规模化生产+技术应用”。

中科富海民用液氢工厂及4000W@4.5K氦制冷机（上图）。图/受访企业供

这就要求北京为成果转化提供支撑。李志起认为，这是培育未来产业最大的不同之处，也就是要素供给体系需要从服务“规模化制造”变为服务“源头创新”。那么，服务成果转化需要供给哪些要素？

去年年底，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公布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第二批名单，育新平台数量达到20家，分布在《实施方案》确定的未来产业六大领域中。

“育新平台绝不能等同于传统的工业园区。它的理想形态是：在硬件方面，根据特定产业需求定制专业设施，例如商业航天所需的总装测试厂房、生物制造依赖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人工智能离不开的算力中心等。软件方面，则是指嵌入式的创新服务生态，包括技术转移、供应链对接、投融资、法律咨询等全链条服务。”李志起告诉记者。

他认为，北京提前布局众多育新平台是因为许多未来产业所依赖的核心基础设施，如量子通信网络、大型科学装置等，建设周期往往长达数年。如果等到技术成熟、企业有明确落户需求时才启动建设，就会错失产业爆发的战略窗口期，陷入“项目等空间”的被动局面。

建立育新平台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支持成果转化。1月底，北京市首个聚焦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中试验证平台启动，位于类人机器人未来产业育新基地。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相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在科技成果转化的链条中，实验室里的原型机往往“好看不好用”，也就是性能达标但工艺复杂、成本高昂，无法直接批量生产。

“以前初创企业要验证一项技术，得自己找工厂、凑设备，光筹备就得半年。现在在平台，一站式搞定试制、测试、工艺优化，最快两周就能出合格样品。”这位负责人举例介绍，此前一些初创公司的机器人原型机因缺乏中试环节，核心部件合格率仅60％，量产计划一再搁置。而通过平台的工艺优化，部件合格率提升到98％，生产成本直接降低40％，进入可以市场化推广的阶段。

他表示：“过去，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面临‘研发热、量产难’的困境，很多先进技术卡在‘最后一公里’。”平台通过共享设备、标准化流程和专业技术支持，一方面让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成果快速落地，缩短技术迭代周期；另一方面，为中小企业降低了进入门槛，避免重复投入。以机器人关节为例，以前单个企业研发生产设备需投入上亿元，现在通过平台共享，中小企业只需支付少量服务费就能使用顶尖设备。

像这样的中试平台正是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王晶介绍，北京近150家企业、科研机构具备高质量的中试服务能力。下一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将按照不超过总投入的30％、最高5000万元的标准予以补助，支持建设单位快速形成中试能力。

预计2026年北京将建成20家重大中试载体，实现对主要产业领域、主要产业大区的基本覆盖；2027年，再新建5至10家中试载体，实现对高精尖产业的全覆盖；2028年，以中试牵引成果快速转化的能力全面建成。

助推商业化是关键

未来产业往往需要漫长的培育期。一方面，成果从实验室转变为产品需要时间；另一方面，商业化同样需要时间。

“美国商业火箭公司的创业者马斯克、贝索斯本身就是顶级富豪，航天是其愿意为之‘烧钱’的梦想，可以将其理解为‘资本找技术’。但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创业者，包括我本人，多是来自航天系统的科技工作者，可以被理解为‘技术找资本’，中国的商业航天公司对于资本的依赖度格外高。”舒畅表示。

截至目前，以商业火箭公司为代表的商业航天企业大都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没有走出亏损。以2015年成立的蓝箭航天为例，2025年上半年的亏损额仍然达到6.14亿元。

“2015年之后的十年，国内商业航天处于孕育阶段，生存成为主要挑战，商业火箭公司无法靠提供发射服务存活。近两年开始进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阶段，这是第一个‘拐点’，这为卫星地面装备、用于补网的固体火箭，以及组网的液体火箭等带来机遇。国内的商业火箭、卫星公司会在大规模基建阶段探索商业化，再在未来五到十年迎来下一个‘拐点’，进入全面商业化阶段。”舒畅认为，国内商业航天正处在探索商业化的早期阶段。

就在1月底，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四部门印发《北京市关于促进商业卫星遥感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若干措施（2026—2030年）》，提出拓展遥感数据资源应用场景，对首次解决重点行业典型应用场景需求并实际落地的优质解决方案，给予行业标杆示范“首方案”奖励。这被业内认为是地方政府牵头探索卫星应用的一次尝试。

“政府牵头固然重要，但是商业模式更需要市场主体不断探索。”前述商业航天资深人士告诉记者，改变商业航天技术方向的是航天业内人士，但是改变商业航天发展方向的一定是其他行业人士，比如可能是互联网公司找到某个应用场景。

舒畅告诉记者，零壹空间2024年、2025年已经连续两年盈利，营收主要来自卫星地面装备，占比七成以上。

“外界对于商业航天产业的关注点多在火箭发射环节，但是火箭产业占商业航天产业产值不到5％，而卫星地面装备和应用占比五成以上，其中卫星地面装备市场规模可达千亿元。”舒畅表示，零壹空间与GW星座、千帆星座等近年来开始组网的星座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合作，因此零壹空间在地域布局上也注意贴近客户，而北京作为众多卫星企业总部所在地，具备优势。

拥有核心客户资源，这成为北京助推未来产业商业化时的一项重要优势。有着类似感受的还有中关村科金总裁喻友平，中关村科金是一家提供企业级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的公司。

喻友平认为，人工智能已从技术探索进入价值落地期，2025年大模型相关公开中标项目数同比增长近4倍，其中超过一半属于“应用类”，超过算力类、大模型类、数据类项目之和，成为市场的主力。

“在与企业CIO（首席信息官）的交流中，能明显感受到他们对AI的认知迭代非常迅速。”2025年上半年，喻友平做了数十场人工智能培训及产业高层交流，邀请方以央国企为主，不乏金融业头部企业。“当时交流的内容，如今对于多数企业而言已经是‘常识’。现在，我们不再需要解释基础概念，而是聚焦场景选择、效果验证与价值产出。

“当下的核心要务，就是全力提升市场覆盖率。”喻友平表示，“我们的客户以行业头部企业为主，北京汇聚了大量各行业企业总部尤其是央企、国企，这类主体不仅是AI应用的重要需求方，更因其产业布局广、业务场景丰富，成为企业级AI技术落地和迭代的优质土壤，为AI场景化应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

当前，地方政府都在为人工智能应用开放场景，北京也在去年提出，发挥北京超大城市场景孵化器功能，聚焦城市交通、医疗健康、绿色能源、公共服务等领域，探索开放一批代表性强、影响力大的应用示范场景。

在北京高精尖科技开发院院长汪斌看来，北京集聚众多央国企、世界500强企业，可以被视为“链主”之都，应该更好发掘应用场景方面的优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京早年就注重发掘应用场景，但是主要由科技部门牵头，下一步需要充分调动北京充沛的企业资源，特别是央国企资源。

这也是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的原因，场景其实就是需求。

汪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深海空天等前沿领域，是关乎未来国运的战略制高点。从中央反复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到地方调研密集走访相关企业，均释放出集中优势资源进行前瞻性布局和饱和式投入的信号。

而更重要的信号可能是在驱动产业发展的同时改变科技创新方式。汪斌告诉记者，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重要的是要改变科技创新的方式，从过去“从科研到产业”转为“从产业到科研”，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科技创新的效率。

“如今要变为‘产业出题、科技答题’，也就是产业在前，科技在后，先由市场给出需求，再由科技解决问题。”汪斌认为。

发于2026.3.2总第1225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北京：领跑硬核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