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类文明的演进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这不仅表现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重构，更体现为全方位的知识体系重构。过去数十年，以西方学术为轴心的知识体系，在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回应全球性技术变革挑战时，日益显现出理论解释力的局限与逻辑滞后。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的全球性技术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经济运行规律、社会治理模式以及人类日常生活方式。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调整，到算法逻辑对公共决策的深度渗透，当代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根本性挑战。这种深层震荡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个迫切的时代之问：在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知识体系，是否还能有效捕捉并解释数字文明时代的复杂景观？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论断在当前的全球博弈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不仅是对学术依附现象的深层反思，更是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寻求学术自强与知识主权的宣言。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在三个维度上实现突破：以实践逻辑重构知识生产范式，确立中国问题的理论优先性；以文明基因激活理论创新动力，实现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以智能科学拓展学术研究边界，把握数字文明的前沿议题。

以实践逻辑重构知识生产范式

理论创新从来不是书斋里的逻辑推演，而是扎根于实践厚土的深入探索。中国正在经历的现代化进程，其复杂程度、覆盖规模与转型深度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十四亿多人口规模的共同富裕、超大规模社会的有效治理、五千年传统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契合——这些现象构成的“复合型问题域”，对传统学科边界提出了严峻挑战。在这种“巨型实践”面前，传统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那些基于小规模社会经验、线性增长逻辑建立起来的知识框架，正显露出明显的解释力不足。西方理论预设的线性发展逻辑、二元对立框架与个体主义基础，难以把握中国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协同共治与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势。经济学虽能精准量化增长数据，却难以充分阐释中国如何将“市场的手”与“政府的手”实现辩证统一，构建起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独特体制；政治学虽能梳理权力运行的制度逻辑，却难以深入把握新质生产力对国家治理效能的深层影响；社会学虽能描述阶层流动的基本轨迹，却难以捕捉数字文明时代技术发展与社会价值体系之间的深层互动。这些现实难题呼唤着跨学科的协同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一论断明确了中国学术创新的实践导向。它要求我们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经验转化为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通过对中国问题的深层剖析，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实现从理论依附向“学术自主”的根本跨越。

以文明基因激活理论创新动力

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其核心价值体系并未因时代更迭而消散，而是以一种潜在的知识传统深嵌于民族治理的实践之中。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绝非对经史子集的简单复写，而是以现代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创造性转化。例如，“天下观”蕴含的整体性思维，为理解全球化时代的复杂联系提供了深刻启示；“和合思想”追求多样性中的协调，为超越西方“冲突论”范式提供了重要基石；“民本理念”与当代公共治理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然而，这些传统智慧要真正释放学术效能，不能停留在修辞层面的装饰，必须通过严谨的学理转译，将其锻造为具有解释力、能指导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原创性理论工具。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能否提炼出具有标识性的原创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全过程人民民主到新质生产力，中国学术界已开始展现出强烈的建构自觉。然而，将这些重要概念转化为具有理论解释力的学术范畴，仍需哲学社会科学界在坚守中国立场的同时，提升参与全球学术对话的能力。这要求我们既不“自说自话”，也不“盲目移植”，而是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要求，从中国实践中生长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这种基于主体性建构的概念体系，不仅是学术自强的标识，更是中华文明在知识生产领域实现复兴的核心支撑。

以智能科学拓展学术研究边界

智能时代涌现的全新议题考验着中国学术界能否给出具有引领力的回答。当前，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介入已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层面，深度触及经济运行、社会治理及伦理根基。面向“十五五”时期的战略布局，国家已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强调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并将其深度融入产业、文化、民生及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正成为影响社会运行的关键变量。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10月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正式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强调“以人为本”与“伦理先行”，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构建开放、公正、非歧视的治理机制。这不仅是中国给出的全球性治理方案，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界定了新的方向。

在学术层面，如何约束算法权力、如何评估智能自动化对社会契约的深层影响、如何化解“人工智能+”在基层治理中引发的伦理困境，都迫切需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拿出更具深度的原创性答案。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与治理实践中具备显著的实践优势，哲学社会科学界有责任将这种实践优势转化为理论上的创新力量。一要推动学科融合，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跨学科协同创新机制。二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智能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深度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升知识生产的效率与质量。三要提升国际对话能力，将中国治理智慧创造性地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话语，增强中国学术在全球知识生产中的影响力。

当今时代，既需要理论，也必将产生伟大理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否自觉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文明传统为根基、以智能议题为前沿，能否积极推动学科融合、方法创新、范式突破，能否建构出真正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关乎学术繁荣，更关乎我们能否在数字文明的发展进程上，贡献真正属于中国、属于全人类的思想成果。这既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华文明在知识生产领域实现复兴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全球治理与创新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