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大儒王阳明，也是一位杰出的兵学家。《明史》认为，“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在今天，对其兵学理论建树进行梳理与总结，对于全面认识阳明的思想体系、文化价值以及历史地位，无疑有其必要性。

“慎战”是阳明兵学理论的基本底色

“慎战”思想，始终是阳明兵学理论的基本底色。兵凶战危，中国兵学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是在高度“重战”的前提下，强调“慎战”的基本立场，即“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人本篇》），并因此而主张“安国全军之道”：“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火攻篇》）。西方军事学家同样强调战争必须有所节制，不可率意妄为。“战争中野蛮的行为是不划算的，不要使你的敌人陷入绝望，尽管你会赢得战争，但是这样会拖延战争，造成财产和人员的更大伤亡，这本质上来说对你是不利的。”（《战争指导》，4页）不仅如此，在必要时还要向对手施以援手：“纵观战争史，值得注意的是，敌友关系是频繁变化的。当你打败了你的对手时，你应该明智地让他再站起来。这是因为，在下次战争中，你有机会需要他的帮助。”（《战争指导》，4页）可见，中西军事学家在“慎战”观念问题上，是具有普遍共识的。

征讨战争的“十患”与政治安抚的“十善”

阳明在战争观上的立场，同样坚持了这个基本原则。阳明的战争观念，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求善”“去患”四个字。他将战争视为“凶器”或“危物”，认为战争是迫不得已才能使用的手段。在《平茶寮碑》中，他指出：“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后用。”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再次强调了战争的残酷性：“古者不得已而后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获其所，况忍群驱无辜之赤子而填之于沟壑？且兵之为患，非独锋镝死伤之酷而已也。所过之地，皆为荆棘；所住之处，遂成涂炭。民之毒苦，伤心惨目，可尽言乎？迩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抚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无可剿之罪，于义在所当抚，亦正不欲无故而驱尔等于兵刃之下也。”既然是迫不得已才发起战争，阳明更希望通过政治手段来平息纷争。比如面临叛乱，他更主张安抚，而不是简单付诸征讨。在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的一份奏疏中，阳明详细论述了征讨战争的“十患”与政治安抚的“十善”。

所谓“十患”，就是“伤伐天地之和，亏损好生之德”；“兵连不息，而财匮粮绝”；“溃散逃亡，追捕斩杀而不能禁”；“百姓饥寒切身，群起而为盗”；“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诞而无所忌”；“惨毒可忧，尤有甚于饥寒之民”；“百姓连年兵疲，困苦已极”；“因一隅之小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间伏忧隐祸，殆难尽言”；“为边夷拓土开疆”；“一夫制驭，变乱随生，反覆相寻，祸将焉极”。总之，灾难与人祸都是需要努力避免的。

因此，阳明主张反其道而行之，提倡以招抚为优先，强调“今日之举，莫善于罢兵而行抚”，认为安抚之举才是最正确的做法，概括言之，是谓“十善”：“培国家元气以贻燕翼之谋”；“息财省费，得节缩赢馀以备他虞，百姓无椎脂刻髓之苦”；“久戍之兵得遂其思归之愿，而免于疾病死亡，脱锋镝之惨，无土崩瓦解之患”；“又得及时耕种，不废农作，虽在困穷之际，然皆获顾其家室，亦各渐有回生之望，不致转徙自弃而为盗”；“罢散土官之兵，各归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杀之威，而无所恃赖于彼，阴消其桀骜之气，而沮慑其僭妄之心，反侧之奸自息”；“远近之兵，各归旧守，穷边沿海，咸得修复其备御，盗贼有所惮而不敢肆，城郭乡村免于惊扰劫掠，无虚内事外，顾此失彼之患”；“息馈运之劳，省夫马之役，贫民解于倒悬，得以稍稍苏复，起呻吟于沟壑之中”；“土民释兔死狐悲之憾，土官无唇亡齿寒之危，湖兵遂全师早归之愿，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思、田遗民得还旧土，招集散亡，复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长，彼将各保其境土而人自为守，内制瑶、僮，外防边夷，中土得以安枕无事”；“土民既皆诚心悦服，不须复以兵守，省调发之费，岁以数千，官军免踣顿道途之苦，居民无往来骚屑之患，商旅通行，农安其业，近悦远来，德威覃被”。

在对战争的危害性进行深入分析之后，阳明进而指出，之所以有人积极主张发起征讨战争，是因为他们怀有私心，心存“二幸四毁”之念：“下之人幸有数级之获，以要将来之赏；上之人幸成一时之捷，以盖日前之愆；是谓二幸。始谋请兵而终鲜成效，则有轻举妄动之毁；顿兵竭饷而得不偿失，则有浪费财力之毁；聚数万之众，而竟无一战之克，则有退缩畏避之毁；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议，则有形迹嫌疑之毁；是谓四毁。”在阳明看来，由于存在“二幸蔽于其中，而四毁惕于其外”，所以会造成很多人“宁犯十患而不顾，弃十善而不为”。这当然会造成令人痛心疾首的局面。

阳明之所以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无端发起战争，是因为他切身经历了战争，目睹了战争的危害。在他看来，战争是否发起，要进行得失衡量与利害比较。如果可以通过招抚等手段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就一定要努力争取，切不可将百姓推入战争的火海之中。也就是说，战争一定是最后的手段，而不是最佳的手段，只有到了迫不得已之时才能使用。

攻治结合、攻心为上

为此，他提倡攻治结合、攻心为上。阳明认为“兵难遥度，不可预料”，需要讲究策略。他指出，当时的叛军联络多省，横跨千里，势力已经非常强大。确实很难对付。因此，阳明反对一味倚仗武力，而主张采取“攻治结合”的方法，在加大讨伐力度的同时，更讲究“攻心为上”。

阳明指出：进剿力攻、“劳师远征”，战争成本太高，并非上策；“大兵之后继以重役，窃恐民或不堪”，更非“御盗安民之长策”。而“攻治结合”，才是最佳方案。这种“攻治结合”，以“攻”为本，更以“攻心为上”。这一理念，他在《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中有较为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如果因为几个首恶者的为非作歹，而以大兵清剿为对策，因此付出沉重代价，“不顾万馀之命，竭两省之财，动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织”，就太得不偿失了。所以他主张释放那些“无罪之民”，即被胁迫的众多无辜百姓，以此收买人心。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建议释放叛军首领岑猛父子，不再继续追责，“开其自新之路”，通过攻心战来使“蛮夷悦服”。在阳明看来，这是收买人心之举，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实属优先选择。

阳明之所以立足于“攻心”，是因为他对当时前线的战局非常了解，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当时，平叛大军将叛贼四面围困，却无法占据优势，逐渐陷入困境。面对如此局面，阳明忧心忡忡。他分析指出，因为叛军“坚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师”，所以导致“我兵之所以虽众而势日以懈，贼虽寡而志日以合，备日密而气日以锐者也”的局面出现，官兵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其势不能穿鲁缟。即便继续坚持下去，也是造成重大伤亡。然而，这样宽容敌人，是否属于过度软弱？是否会造成纪纲不振？阳明认为完全不必有此顾虑。因为古代的圣人，都曾用这种方法赢得民心，并能“万世称圣”，何况“多调军兵，多伤士卒，多杀无罪，多费粮饷”的行为，也不足以振扬威武、信服诸夷。所以，不能因为激愤之情，而忘记或牺牲当地民众的利益。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国防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