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王淦昌、何祚庥、吕敏等中国科学家，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合影留念。杜布纳研究所曾经是国际知名的最优秀的核科学研究所之一，中国作为重要的参与国，从1956年起陆续派出130多位学者在此开展研究工作。然而在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时，这批科学家们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何祚庥接受北京日报记者访问

今年95岁高龄的何祚庥院士回忆起那段往事依然历历在目。他告诉北京日报记者，1959年1月他出国到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这个时候中苏关系破裂，大家除了做科学研究，就是每天吵架辩论，但都没什么作用，他们休想改变我们，我们也改变不了他们。”

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内部

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中国学者

听闻苏联撤走专家，何祚庥和其他在苏联工作的中国科学家义愤填膺，表示要立即回国参加工作。“我和吕敏、周光召三个人是一个党支部的，支部委员会讨论后决定，与其天天在这吵架，不如回去参加实际工作。我写东西快，于是就起草了个报告：我们三个愿意回国。”

周光召(二排右2)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间参加学术讨论会

在这份申请回国报告中，何祚庥写道：听说苏联专家和大批技术人员撤退，估计国内短缺技术人员，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是否可以让我们回国参加工作，我们愿意参加任何国家所需要的工作。那么，他为什么没有直接要求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呢？

1960年丁大钊、周光召、吕敏于伏尔加河畔合影

何祚庥说，报告送到二机部，首先要了解申请回国人员的情况。“我是地下党员，不成问题。吕敏是吕叔湘学部委员的儿子，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周光召却有很严重的社会关系问题。于是打电话请示了二机部部长刘杰。”

刘杰在工作中

面对缺乏人才的情况，求贤若渴的刘杰部长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周光召的业务能力如何？ 第二个问题是要了解周光召在苏联表现如何。两个问题得到的反馈都是很好。“刘杰部长思考了一下说，我看可以吧，既然业务不错，表现也不错，社会关系还是次要的。”

周光召（左）与何祚庥（右）

在中国的战略武器研究面临困难时，三名年轻科学家毅然从苏联返回，放弃基础科学研究，回国自力更生参加发展核武器的工作。回国后，何祚庥被安排在物理学家何泽慧负责的“乙项任务”——“氢弹的预先研究”项目下，开始氢弹理论研究。周光召被安排到当时的二机部北京九所工作，辅佐邓稼先突破原子弹原理，领导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吕敏远赴新疆，在钱三强指导下制定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方案，筹建了核试验研究所。在三个不同的领域，他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把自己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为国争光的壮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