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经合组织（OECD）发布展望报告，将巴西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预期从2022年的2.5%降至0.8%。作为拉美第一大经济体，巴西今年的经济状况可谓不容乐观。今年年中时，OECD报告称巴西的通胀水平居于世界前列，年化通胀率一度高达12.13%，远高于全球大型经济体平均值，在二十国集团中仅低于土耳其、阿根廷和俄罗斯。巴西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创造经济奇迹，成功从传统农业国转型成为具有中等收入水平的新型工业化国家，却再未能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近年来频频陷入通胀高企、物价上涨的境地，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巴西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与其政治制度框架和社会治理紧密相关。

政治体制设计弊端层出

巴西政治中的“联盟总统制”、三权分立以及庇护政治这一传统政治文化是导致巴西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三大重要原因。

巴西政治体制的核心特点是“联盟总统制”。80年代民主转型以来，巴西形成了高度碎片化的政党格局。由于政坛中党派众多，总统所在党派难以占据多数席位。因此，历任总统均以构建多党执政联盟的形式来稳固国会中的优势地位，同时通过任命政府要员等交易和恩惠手段向联盟内政党“分肥”以构建支持基础，从而保证颁布决议时获得足够选票。但这一制度却存在诸多弊端。首先，总统需要平衡好联盟的利益分配，以避免“厚此薄彼”而招致不满，牵扯大量精力，执政效能愈发低下。其次，联盟内政党数量较多，不同政党间存在意识形态差异，时常难以就某项议程达成共识，政府改革措施的落地实施难度由此增加。再次，联盟的稳定性往往依赖于政府表现，当总统民意支持率较高时，成员政党和政治人物纷纷向政府靠拢，借机“沾光”并获取更多恩惠；当总统民意支持率下跌时，成员便急于撇清关系，以免自身政治利益受连累，为维系执政联盟造成更大困难。以博索纳罗政府为例，总统联盟内的派系众多，凝聚力薄弱，且内讧不断，导致内阁不停更换，总统政治处境愈发脆弱，政府受信任程度下降，弹劾呼声不断。

巴西的政治体制设计还会造成行政权和立法权间的冲突，限制政府的政治执行力，导致政策难以施行。巴西的“府院之争”由来已久，1988年颁布的新宪法赋予了总统较大权力，使行政部门在国家权力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产生了“府强院弱”的现象。权力分配进而又导致严重内耗，牵扯双方大量精力，影响国家行政效率。2015年的罗塞夫弹劾议案就是巴西“府院之争”的典型案例。博索纳罗任期内的府院关系也未得到好转。博自2019年上任之初就引爆新一轮“府院之争”，因养老金改革方案分歧与时任众议院院长公然对峙，使竞选时备受瞩目的社保改革迟迟未能落地。去年11月，博又被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指控包括“反人类、滥用公共资金和煽动犯罪”等多达9项罪名提交海牙国际法庭。

另外，总统和国会间具有浓厚庇护主义色彩的合作关系滋养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的土壤，损害了政府的社会责任感，给政治和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政治任命导致个人和政治利益影响行政决策，执政联盟内部的各个政党在国会中为自身谋取利益，为保障联盟利益而包庇其他成员政党的腐败行为。官僚主义和世袭主义仍在公共行政体系中盛行，国有企业的腐败及管理不善案例也几乎全都涉及政治任命的官员。无论是“大月费案”还是“洗车行动”，都反映了腐败渗透在政治体制中的严重程度。“洗车行动”在开始之初就成为引发政府与众议院对峙的导火索，使本就缺乏信任基础的各政治集团间的对话协商空间缩小，敌对情绪加大。众人为保利益各自为战，导致众议院不得不接受针对时任总统罗塞夫的弹劾议案，引发政治危机。“洗车行动”这一重大腐败丑闻在几年后又使前总统卢拉锒铛入狱，石油行业陷入瘫痪，通胀率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主权信用评级被降至“垃圾级”，国家经济前景堪忧。

总而言之，巴西的政治制度设计削弱了政府的凝聚力和执行力，给权力寻租和腐败提供了土壤，成为体制改革的“绊脚石”，使国家治理每况愈下。

经济发展战略出现偏差

巴西在现代化阶段中采取的发展战略虽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其发展战略也存在一定偏差，具有不可持续性等明显弊端，几经反复却始终未能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瓦加斯、库比契克、夸德罗斯、古拉特四位总统体现出明显的民粹主义风格。这四届政府虽在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改善收入分配方面有所作为，但其奉行的经济民粹主义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以牺牲经济长期发展为代价，倾向于通过提高供应而非刺激需求的做法来推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政府通过保护主义措施走捷径，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国家进出口能力萎缩，经济发展缺乏自主性和动力，发展战略难以为继。

60年代至80年代军政府时期，政府以高效的治理模式实现了短期内的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巴西奇迹”，但长期奉行的进口替代战略一味追求经济高增长，过度依赖市场和外资，通过大举借债达到高速发展目标，为债务危机埋下隐患，最后引发恶性通胀和高失业率、低工资水平等社会问题，通胀率在1990年高达3000%。经济失去长期发展动力，最终陷入停滞。此外，过度的贸易保护政策使企业可轻易获利，无意提高生产效率，国际竞争力大大降低，出口规模随之缩小，继而错失产业结构调整的绝佳时机，使经济发展困于低端模式。营商环境中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监管提高了企业开办成本，充满繁文缛节的税法和沉重的税负沉重扼杀了企业活力，限制了推动创新，普遍的腐败现象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规则也影响了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到90年代时，巴西的经济模式及政策再次出现失误。彼时的经济模式具有较为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政府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宏观经济缺乏制度管理，政策朝令夕改，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市场不具备转型和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经济发展方式滞后。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加剧了巴西的“中等收入陷阱”程度，使国家外债剧增、外储减少，通胀和货币贬值现象愈发严重，给劳动者收入和就业水平带来负面影响，最终于1999年爆发货币危机。

社会治理能力有所欠缺

社会方面，巴西的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分配制度不够合理，发展公平性的重视程度不够。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政府“重增长、轻分配”的导向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在90年代初达到顶峰。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在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社会严重分化，资源过度集中，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经济发展。使政府难以制订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合理的激励机制，无力落实教育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应对经济全球化。

私有化和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国民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巨大的劳动收入分配差距使贫困收入家庭比例扩大、中等收入家庭比例缩小，国民生活经济压力增大，富裕阶层消费空间饱和，最终制约了国家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

此外，土地资源、教育资源和社会保障资源的分配不公也使巴西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土地资源高度集中是引发拉美最大社会运动——无地农民运动的导火索，对巴西的国家经济稳定发展造成挑战；教育资源的过度集中则使穷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足。在现代化过程中，巴西的城市化速度超过其经济发展速度所能承受额水平，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为非正规就业提供了温床。规模庞大的非正规就业人群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较低，未能拉动巴西的投资和消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公平性使更多福利资源倾向于公务员和私营部门正规就业人员，非正规就业者的权益和福利则难以得到相应保障。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制度转型的陷阱。从巴西的经验来看，健全、透明的制度对于跨越这一陷阱至关重要。首先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法律、税收等手段优化资源分配结构，缩小贫富差距。其次，要通过加强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各类人群的权益和福利，实现社会公正。另外，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如促进竞争、提高效率、鼓励出口的政策，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和专利法，合理的科研人员奖励机制等，会比产业保护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速。因此，想要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只有制定、完善相关制度，选择合理的国家经济政策，正确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干预经济，并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才有可能解决现实问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和加勒比研究所 严若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