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古老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礼不仅起源早，而且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有关礼的观念与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调整着人与人、人与家国，乃至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的中华法文化。

两汉所开辟的引礼入法的多种渠道，为礼入于法、礼法结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魏晋至唐沿着这条路线终于完成历史性的礼法结合。唐律无论结构、内容、注释均已蔚为大观。礼与法的结合也臻于成熟和定型，可以说一整套体现宗法等级思想与制度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评价。

透过唐律可以发现礼与法的内在联系，可以体验礼是怎样融化于法的，可以印证礼是唐律的灵魂，唐律是礼的法律表现，二者是互补而不可分的关系。如同《唐律疏议·名例》中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唐律疏议·名例》中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典范。

唐律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典范，剖析唐律是有助于鉴古明今的。唐律所反映的礼法结合的鲜明特征，连同它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成为中华法系赖以确立的重要因素。

礼指导着法律的制定

纲常之礼是唐律最基本的内容。十恶大罪之所以“为常赦所不原”，也就在于它的行为触犯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唐律的制订从武德朝起，历经贞观、永徽、开元诸朝，始最后定型。

在这个过程中，以礼改律之处甚多，例如，贞观前《贼盗律》“谋反大逆”条规定：“谋反大逆人父子、兄弟皆处死，祖孙配没”。贞观修律时改为“谋反大逆人父子处绞，祖孙、兄弟皆配没。”这个改动主要是依祖孙兄弟的血缘亲疏关系而调整处死的范围。

按《礼记·祭统》“孙为王父尸”，祭祖可以孙列，说明了祖孙关系重于兄弟关系，如果祖孙配没，兄弟处死，显然于亲情不合。因此贞观修律时房玄龄据礼作如上改动。

又如，《户婚律》“同姓不得为婚”条，只禁止同姓及外姻有服属尊卑为婚，对外姻无服是否属尊卑为婚没有规定。永徽修律时，增补了“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违者杖一百，并离之。”按礼，堂姑、堂姨等为父党母党，且有尊卑名分，如许为婚，岂非污损名教，蔑弃人伦所以据礼加以禁止。魏征曾经指出：“礼义以为纲纪……明刑以为助。”既然明刑是为了助礼，因此唐律的制定与修撰，自然要以礼为指导。

礼典、礼文直接入律

唐律的制定除在总的方面接受礼的指导外，有些律文几乎是礼典的翻版。

譬如《名例律》“八议”是《周礼·秋官·小司寇》“八辟”的照搬。《户婚律》“七出三不去”是《大戴礼记·本命》“七去三不去”的移植。也有的律文是礼的原则的演绎，譬如，《名例律》关于“矜老小及疾”的具体规定如下：“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

显而易见，这是从《周礼》“三赦之法”“一赦曰幼弱，二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和《礼记》“悼耄不刑”，“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演绎而来的。

此外，唐律关于不孝罪之一的“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缺者，徒二年”是《礼记·内则》“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和《礼记·曲礼》“父母存，不有私财”的法律化。类似的例子在唐律中是多有可见的。

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

定罪量刑时“于礼以为出入”，是唐以后人们评价唐律的主要着眼点。而从唐律的规定和审判实践是可以得到证实的。以斗殴为例，一般“斗殴人者笞四十”。但“诸殴缌麻兄姊，杖一百。小功、大功，各递加一等。尊属者，又各加一等。诸殴兄姊者，徒二年半。伯叔父母、姑、外祖父母，各加一等。诸殴祖父母父母者，斩”。由于亲属之间亲疏有别，长幼有序，所以以卑犯尊根据亲等，处以不同刑罚，这是礼所要求的。

从审判实践中，也可发现以礼折狱、弃律从礼的案例。例如，长庆年间，某姑鞭打其媳至死，京兆府断以偿死，刑部尚书柳公绰以礼改判。《册府元龟》记载其事如下：“柳公绰，长庆中为刑部尚书，京兆府有姑以小过鞭其妇至死，府上其狱，郎中窦某断以偿死，公绰曰：‘尊殴卑，非斗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从公绰所议。”

以上可见，凡是违礼之罪都要加重处刑。由于“于礼以为出入”是公认的道德高于法律的司法原则，并受到国家的保护，因此司法官宁可不依律，也不可以不循礼。不依律所责者是职务，不循礼所责者是人格。由于唐代科举取士的重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因此唐代官员明礼者多于明法，以礼断案对他们是并不陌生的。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原标题为《引礼入法 礼法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