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回忆说，1952年夏天，中国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已经提到要不要搞原子弹及核武器的事了。周总理的军事秘书要制订计划，就去中科院找竺可桢。竺可桢说，这个东西要有人才，要有钱，得花很多的钱，我们现在搞不起。要搞，最好请苏联专家帮助。

那时我在地矿部担任副部长、党组书记。发现苏联专家中有一位是搞铀矿的，就向他请教如何找铀。刚解放，我们掌握的地质资料不多，就组织查阅资料，从中找到两份有关铀矿的资料。一份为伪满时期日本人记述的辽宁海城发现有铀，一份是广西富钟县一个叫杉木冲的地方有铀。

1954年7月，地质队去了海城，从花岗岩中找到铀，经过计算，这个矿的铀只有800公斤的储藏量，价值不大。后来又去了广西，铀的矿藏很丰富，他们把标本带到北京。我看了矿石很高兴，就去中南海向周总理汇报。总理说你召集找矿的技术人员，明天就向主席汇报。

第二天，我带几位地质人员到毛主席那里，主席和总理及朱老总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我们把铀矿石放在主席的桌子上，主席很高兴，说：我们发现铀矿了，我们很多铀矿还没有探测，还没发掘啊。我相信我们中国有很多铀矿。我们也要发展原子能。

我国地质工作者找到的第一块铀矿石，曾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展示，被称为中国核工业的“开业之石”。

1954年国庆，毛主席邀请赫鲁晓夫来北京观礼。会谈时，毛主席说：现在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有点兴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能给我们一些帮助。赫鲁晓夫说：搞原子武器，中国现在的条件恐怕还有困难吧。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个核保护就行了，不要大家都搞。

我想，赫鲁晓夫要把中国放在他们的核保护伞下的说法，使毛主席下定决心要搞原子弹。1955年1月14日下午，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和我应约到了周总理办公室，研究中国核科学及铀矿资源问题。钱三强向总理讲了核反应堆及原子弹的原理。总理要我们准备资料，中央领导要当面听汇报。1月15日下午，我按时到毛主席的菊香书屋，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老总以及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都到了。不一会儿，钱三强、李四光也到了。主席主持会议，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请你们上课，讲讲原子能的问题。李四光讲完之后，地质人员把从广西带回来的铀矿石打开，用探测仪器测定，探测仪器发出“嘎嘎”的声响，中央领导都感到十分新奇和高兴。

钱三强讲得很通俗，在场的中央领导一听就懂了。钱三强讲完之后，他向主席提出一个问题：“主席，我们国家是不是下决心要搞原子弹？”这时，主席看着在座的中央领导，说：“这件事我一个人不能说了算，你们看呢？”刘少奇、朱老总、周总理、彭德怀、邓小平都表示赞成搞原子弹，就像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中央领导取得了共同的看法。

会议气氛很热烈，一直开到晚上7时多，主席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情。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主席请参加会议的人吃饭，他平时不喝酒，这时也拿一瓶葡萄酒，说：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胜利干杯！

1955年7月，由陈云、聂荣臻和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原子弹事业的发展工作。

刘杰在新疆视察铀矿勘探

原子弹爆炸被列入中央的议事日程是1962年。这里有两个历史背景，一是1955年解放一江山岛后，美国国会正式授权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1958年，炮打金门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另一件事是1960年苏联召回在中国的专家，7月28日，在核工业系统的二百多名苏联专家撤走，也把关键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这时又恰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在这重重困难面前，中央毅然决策，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

1962年，在南昌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国的U-2飞机，外交部为此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位英国记者提问：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原子弹，此事是怎样的情况？陈毅副总理没有正面回答。记者会一结束，陈老总就去西花厅向总理汇报，把我也叫去了。总理给我看了一份内部参考，说：“刘杰同志，美国记者推测说，我们1964年将爆炸原子弹，这篇文章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你来说说，我们能实现吗？”

我当时感到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回答。陈老总说：“刘杰，你说，你打算什么时候交货，我都等得头发要白了。”我觉得这件事太大了，怎敢轻易回答呢？陈老总又说：你没有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就不硬啊！陈老总见我不说话，更急了，说：搞不出原子弹，别的都是空的。刘杰，你是说话呀！陈老总气得直拍桌子，我也被他逼出汗来。最后，我只好说：“总理、陈老总，这样行不行，我回去后写个报告，给中央一个明确回答。”

年轻时的刘杰

我们先把核武器研究院的李觉和朱光亚找来，问他们：1964年搞出原子弹来有把握吗？他们两人也是一愣，不知如何回答。我把总理及陈老总的话同他们说了。朱光亚认为：原子弹理论已经突破，正在进行工艺设计，应该能按时完成任务。李觉的意见是：原子弹计划出来，需要进行大型炮轰实验，这个实验只有在青海才能完成，现在青海的工程只进行到一半，我们将尽快完工。李觉还提出：1965年“五一”之前，只要把铀部件交给我，原子弹总装就有把握。朱光亚也提出：还有点火中子源，也不能少，要尽量往前赶。

1962年9月11日，我们向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的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我们在报告中提出，请周总理出面抓总。报告送上去不久，聂帅在国防科工委召集罗瑞卿、张爱萍、刘西尧、钱三强、李觉、朱光亚和我开会，研究我们制订的计划。聂帅本人同意这个规划，他说：我个人觉得，第一颗原子弹最好在1964年炸响，不要拖到1965年，因为1964年是建国15周年，有纪念意义。罗瑞卿赞成聂帅的意见。

心中有了把握，我感到胆子也壮了，表态说：“两年规划是我给中央立的军令状，实现不了，我上军事法庭。”聂帅说：这个军令状是你刘杰立的，也是我聂荣臻立的，我陪你上军事法庭。聂帅还透露一个消息，军委马上要任命张爱萍为国防科工委常务副主任，主要抓原子弹和导弹。在会上，我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要调的126人名单，都是李觉要的中高级专家，需要他们到青海研究基地去工作。张爱萍一看名单，说最难的是调人，你一下子就要126个专家，而且还要人家到青海去。聂帅说：再难也要调。

中央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刘少奇要罗瑞卿写出《关于建议成立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报告》。10月30日，罗瑞卿向中央呈送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报告，专门委员会的15人有：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国防工委主任）、李富春（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薄一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陆定一（副总理兼中宣部长）、聂荣臻（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赵尔陆（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王鹤寿（冶金工业部部长）、孙志远（航空工业部部长）、段君毅（机械工业部部长）、高扬（化学工业部部长）、罗瑞卿和我。

我向中央写了专门报告《1963年、1964年原子工业建设和生产计划大纲》，总理看了说：“我们能在196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1964年4月11日，总理提出这次原子弹爆炸试验，采取铁塔空投为主要方式，对地下核试验做准备。

9月23日，总理在西花厅召开特密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贺龙、陈毅、张爱萍、刘西尧和我。确定原子弹爆炸时间应选在10月下半月或11月上旬，最好选在10月15日到10月20日之间。爆炸日期确定之后，张爱萍在第一线指挥，刘西尧协助。我留在北京协助总理处理一些事情。

10月15日，核试验基地传来保密电话，根据气象情况，零日定为16日，零时定为15时。总理在电话记录上作了批示给我：“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请以保密电话嘱张、刘，同意零时定为16日15时。”成武即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张是指张爱萍，刘是指刘西尧。

10月16日，总理给我写了一封信：“刘杰同志，在12时后，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知如无特殊变化，不要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在爆炸前的一刻钟，还有人问我：“究竟怎样。”我说：“可能有万分之一的问题。”总理和我们都守在电话机旁。章汉周在听电话：“响了！”总理立刻接过电话：“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说：“看到了烟云，的确是核爆炸。”总理马上报告主席，主席说：“是不是真的核爆，要弄清楚。”张爱萍在那边做了进一步肯定回答。主席说：“再检……先不要对外公布，等外电报道证实后，我们再报道。”

日本、印度、苏联都侦察到我们的原子弹爆炸。

10月18日，赫鲁晓夫下台。这时我才明白，总理为什么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0月20日之前爆炸，中央已经预计到赫鲁晓夫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