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有超过800年的悠久历史，而话剧在中国的历史则要短得多，只有区区百余年，且是典型的西方“舶来品”。然而，中国话剧却将之迅速转变为具有浓厚本土风格的民族戏剧，并进而向西方扩充其影响力。其中，作为话剧经典之作的《茶馆》于1980年赴西欧各国巡回演出，从而完成了中国话剧的首度海外之旅。此次访问不但在当时引起轰动，更在中外话剧交流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茶馆》在欧洲演出时的几种海报

筹划与成行

1979年3月12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度重排上演了《茶馆》，受到一致好评。诸多外国观众对此剧也是青睐有加，自重演以来，仅外宾观看的就达数千人次。许多外国人看后才知道中国不但有话剧，而且有如此高水平的话剧，并认为“完全不用作任何改动，就照现在这样拿到伦敦、巴黎、纽约去演出，必然引起轰动”。在此背景下，德国友人乌韦·克劳特作为中间人，主动邀请北京人艺参加西德曼海姆民族剧院建院200周年庆祝演出。北京人艺迅速向上汇报后获得同意，并由北京人艺院长曹禺致函德方予以正式确认。相关的准备工作也随之展开。

在准备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难题是语言关。曼海姆民族剧院院长汉斯·迈耶先期取走了《茶馆》的剧照、德文版剧本与背景资料。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决定采用同声传译的方式克服语言难关。由于乌韦·克劳特本人对《茶馆》非常熟悉，在此次来访前已看了不下20遍，故传译的任务就交给他来完成。在有关人士的建议下，他对台词并未逐字逐句地翻译，而是加入一些必要的解释，以使观众不致产生机械、呆板的印象。此外，他还利用电视台转播《茶馆》的机会，在房间内对着电视机作自我练习。在启程前6天，又和剧组进行了一次排练。而在此后的演出中，众人又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如在每次演出前由乌韦·克劳特向观众介绍《茶馆》的剧情、创作者及北京人艺的有关情况；并建议观众一只耳朵听翻译、一只耳朵听汉语对白，以便更好地理解作品。同时，乌韦·克劳特还在翻译过程中注意把控好尺度，在节奏上与汉语台词完全合拍。经过精心的准备，《茶馆》演出中最大的障碍被克服了，许多观众在演出过程中甚至感觉汉语并非是完全听不懂的。这为此次外访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乌韦·克劳特正在进行同声传译

访问经过与观众反应

1980年9月25日，北京人艺代表团一行70余人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启程，踏上了中国话剧的首次海外之旅。然而，刚刚启程即遭遇了一系列波折。在飞往法兰克福的途中，两伊战争爆发了，航班只好滞留在巴基斯坦。此时，距离在曼海姆的首场演出只有一天，而戏票均已售出。曼海姆方面焦急地打电话到卡拉奇询问，为欢迎代表团而准备的一大堆玫瑰花只好暂存在法兰克福机场的冰箱里。巴基斯坦方面迅速加派班机，代表团才得以再度出发，然而却又因飞机故障而迫降阿联酋迪拜。5个小时后，再度起飞，却又再次因故无法如期在埃及开罗降落。当代表团到达法兰克福时，已是9月28日凌晨，原定的首演时间已过。主办方将首演时间推迟一天，但此时距离新的首演时间也不到20个小时。为此，已在途中奔波了约80个小时的代表团成员们只休息了5个小时便前往剧场突击装台。而在此之前，服装、道具等物品的运输也出现问题。该批物品原计划于首演前半个月左右运抵曼海姆，却阴差阳错地被运至英国利物浦。主办方只好派出重型卡车前往拖运，最终比原定计划迟了十来天方才送达。

虽然此番出师并不很顺利，然而，代表团全体成员却克服困难，最终使首场演出顺利举行，这为整个外访开了好头。在随后的时间内，代表团走访了曼海姆、汉堡、汉诺威、多特蒙德、杜赛尔多夫、勒沃库森、纽伦堡、斯图加特、萨尔布吕肯、慕尼黑、弗莱堡共11个西德城市。10月25日，从弗莱堡进入法国，又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巴黎等地演出。11月9日，又前往瑞士巡演，并于11月13日结束此次外访。整个活动历时近50天，访问了3个国家的15个城市，共计演出25场。并参加了曼海姆民族剧院建院200周年及法国法兰西喜剧院建院300周年的纪念活动。

高水平的演出使观众们如痴如醉，一致给予好评。在曼海姆的首场演出结束后，掌声延续了七分钟；甚至在一、二幕闭幕时，也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观众还对幕间大傻杨这一角色的表演热烈鼓掌，这在国内演出中还是从未有过的。这种长时间的掌声随后成为此次外访中的常态。演员们原本预备至多谢幕5-6次，结果由于掌声太过持续，有时二十次三十次都下不来。许多心情激动的观众散场后跑到后台，要求与演员交谈。之所以能取得这种效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演员们的精彩演技。尤其是剧中常由同一位演员扮演彼此间具有父子关系的不同人物，这为观众们领略高超的演技提供了可能。如英若诚扮演的刘麻子显得“颇为安详自得，这几乎掩饰了他那令人厌恶的行为”。而同样由他扮演的小刘麻子则又是一个美国化的人物，英若诚又“将其作为依靠妓女为生的流氓的趾高气扬与粗野无知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代表团下榻旅馆的老板在看完戏后还能准确地认出每个演员扮演的角色。在演出过程中，许多观众更是为精彩的演出所吸引，甚至不由自主地取下了同声传译的耳机。即使是布景、音响等非表演部门工作人员，也因其营造的出色的舞台效果而赢得观众的称赞。

演出结束后，当地观众掌声不断

场外回响

除了在剧场内引发强烈的反响外，此次外访也在剧场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在当时改革开放大幕刚刚开启的背景下，此次访问为中外提供了增进了解、彼此沟通的渠道，从而使其意义超出了演出本身。

对于接待此次外访的西欧各国来说，此次访问的意义首先在于使其加深了对中国话剧及中国本身的了解。在此之前，许多人对中国的话剧一无所知，甚至某些文艺界人士以为中国话剧大概是把京剧的锣鼓和唱腔去掉而已。而在此之后，人们对中国话剧的认识为之一变，西德有报纸以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代表作《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作比喻，将《茶馆》称为“来自中国的胆大爸爸”。而之所以能有此评价，一方面是由于《茶馆》所具有的浓厚的民族风格使之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从而展现出不同于西方话剧的典型特征。西德汉诺威州立剧院院长在看完演出后认为：《茶馆》的演出既不全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也不是现代派的，而是具有中国传统、中国特点的。另一方面，《茶馆》却又用民族化的形式展现了为全人类所共有的主题，使观众感到人们所经受的许多苦难是相同的，从而引发强烈的共鸣。

而对于专业戏剧界人士而言，则别有一番意义。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开始兴起一股反现实主义的戏剧思潮，主要表现为用非理性视角观察社会，表达世界的荒谬和无意义；不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描写，缺乏情节、形式荒诞、形象模糊、语无伦次。自70年代起，又开始觉察到这一思潮的不足，并逐渐转向。《茶馆》的此次外访恰逢西方戏剧界处于这一探索期，因此，《茶馆》的演出令当地戏剧界人士重新认识到现实主义戏剧的价值。瑞士的库克森教授认为当时欧洲的许多戏剧家在无休止地搞实验、搞探索，以致路子越来越窄，连知识分子也都看不懂了。而《茶馆》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反而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除专业人士之外，当地社会也通过《茶馆》看出北京人艺具有风格细腻、现实主义的特点，并认为这一风格使所有的表演都是对于剧本的延展，从而给人留下栩栩如生的深刻印象。

对于北京人艺代表团成员来说，此次外访同样令他们受益匪浅。许多人通过此次外访，进一步思考中国话剧的发展问题。如英若诚在目睹了当地人士对《茶馆》现实主义风格的褒奖后，并未一味沾沾自喜，而是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主义风格是广阔的，绝不能把现实主义理解成某种不变的规格或样式。而当时西方戏剧界的某些具体做法也为代表团成员所关注，如于是之发现西德的剧院设有“文学师”一职。从剧目选定直至演出评论，文学师们在院长的领导下往往一包到底。英若诚从文学师制度中认识到：话剧要继续发展，文学必须摆在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在1981年，北京人艺即开始组建一个7、8人的专业作家队伍。同时，成员们还注意到西欧当地几乎每个大剧场都附设一个小剧场。思想上、艺术形式上有探索以及有争议的戏，都可以拿到小剧场去演，请观众们来检验。回国后，于是之也希望能办起一个自己期待中的小剧场。1995年，北京人艺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小剧场，并最终使小剧场话剧发展得如火如荼，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流行文化。

在1980年的首度外访之后，北京人艺又在此基础上，于此后数年再度携《茶馆》赴日本等地演出，同样取得巨大成功。而首度外访的成功也使国内开始重新认识《茶馆》，并推动《茶馆》成为了中国话剧中的永恒经典。而更重要的，则是此次外访所具有的政治意义。西方舆论认为“《茶馆》访欧，是中国逐渐地向世界开放的一个象征”，也是中国话剧舞台重新走向繁荣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