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上的“不速之客”

1949年4月20日清晨，长江江面大雾弥漫，笼罩着万古奔流的江水。自古便是繁忙水道的浩浩长江，在这一刻变得相对沉静。

这是大战前的安静。

就在这一天，与人民为敌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共和平谈判宣告破裂。第二天，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长江北岸，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已经部署完毕，在以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二野、三野和四野先遣兵团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在西起湖口、东至靖江的千里战线上进入了阵地。

正值渡江战役打响之际，战士们都处于拔剑出鞘的待命状态，江面上的任何动静都会引起解放军的高度关注。

渡江战役开始前，炮兵指挥官通过炮队镜和望远镜观察敌情。

上午9时许，配属东集团渡江作战的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三团炮七连观测人员发现在焦山下游约500米处，从薄雾中渐渐露出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便立即向上级报告。经焦山北岸观测所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发现是一艘军舰，舰舷上挂着英国国旗，名称和编号是“紫石英”号，F116。

雾气之中，这艘名为“紫石英”号的英国军舰，竟若无其事地朝着解放军阵地的方向开了过来。

也许，英国军舰已经习惯了在中国长江肆无忌惮的航行，这样的航行已经持续了上百年。

1840年，英国的“复仇女神号”军舰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导致中国开始沦为资本主义列强掠夺和瓜分的主要对象。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其中一条即外国军舰可以在中国沿海沿江各口岸通航。自此之后，西方列强的军舰就在中国的内河、湖海上横行无忌、耀武扬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政府与英政府于1943年签订《中英新约》，废除了包括内河航行权在内的一些英国在华特权，又废除对其他列强的甄别政策，只对美国有特别优待。

英国对此深为不满，一直寻找机会重夺在华的内河航行权。

1948年末，辽沈战役的胜利已成定局，淮海战役也已经打响，驻在南京的英国大使馆担心长江区域不久就会成为军事作战中心，因此，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由于中国国内局势动荡，英国要求在长江的上海至南京段江面上的航行权，并在南京长期停泊一艘皇家海军护卫舰或驱逐舰。

对国民党政府来说，这个要求正中下怀。在国共正面决战的战场上，国民党政府朽木难支，已经开始考虑“退路”了。这时候在长江天堑上，特别是在经济中心上海和民国政府首都南京之间，有亲国民党的英国军事力量存在，对共产党会是一种“威吓”，对自己自然是一种“保护”。国民党政府同意了英国在长江通航的要求，但要求英国军舰每次计划进入长江之前必须将细节通知南京方面。

于是，从1948年11月开始，上海至南京的扬子江上又出现了悬挂米字旗的英国军舰。这些军舰一个月换一次岗，始终在南京港保持停泊一艘英国军舰。

但是，英国人忽略了一个重要警告——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一份名为《中共中央关于不承认蒋政府一切卖国协定的声明》，明确表示“对于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单独签署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以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议谅解，与今后未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或未经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同意的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负担任何义务。”

显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这个声明里，拒绝了外国在中国领水享有特别航行权的要求，而英国人并没有把这项声明放在心上。

战局一天天紧张，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相继结束，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

1949年3月22日，英国驱逐舰“伙伴”号抵达南京。按照计划，一个月后，澳大利亚的护卫舰“渔港”号将替换“伙伴”号。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似乎就不会有“紫石英号事件”这个历史名词了。然而，英国的外交政策注定它要挑起事端。

在“渔港”号驶向中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的会谈正在紧张进行着。中共为和平进行着最后的努力。双方在《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磋商，4月15日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等待南京方面签署。4月16日到20日，是给南京政府考虑决策的时间。

接到情报的英、澳两国驻中国大使进行了紧急会商，他们认为，一旦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解放军会马上渡江作战。如此一来，“渔港”号前来换岗的时间，刚好与解放军可能的渡江时间相重合，此时军舰驶向南京，极大可能会激怒解放军。于是，英国驻南京大使史蒂文逊连发两封电报给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马登，要求暂时不要为替换“伙伴”号采取任何行动。

然而，这两封电报所起到的作用，只是马登用英国军舰替换了澳大利亚军舰，由当时停泊在香港的“紫石英”号代替“渔港”号前去南京。而本该去南京执行任务的“渔港”号，则改道去日本参加盟国海军军事演习。

于是，“紫石英”号从香港出发，在4月19日抵达了上海。

根据英国公开的资料，史蒂文逊曾在4月18日又给英国外交部发了一封电报，表明他已经通过内部消息确知，国民党极大可能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也就是说，解放军渡江作战已经不可避免。

4月19日中午，英国驻南京大使馆的海军武官魏伦·董纳森又发出一封加急电报给英国远东舰队：“如果国民党的答复不能赢得更多时间，料想中共最早会在4月21日早晨开始渡江，下游最可能的渡江地点是口岸附近。”

事后证明，董纳森的分析和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但是，英国远东舰队当时的指挥者、副总司令马登，不认为“紫石英”号的航程有什么不妥。四个小时前，“紫石英”号已经出发了。

4月20日上午，江面的大雾渐渐散去，“紫石英”号挂着英国国旗的桅杆，出现在等待渡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视线里。

“紫石英”号上的英国人可能还没有注意到，这一次，中国人注视他们的目光，不再是畏惧、惊慌。

警告

此时，长江北岸，解放军渡江作战部队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一门门大炮直指长江南岸，等待着总攻时刻的到来。前沿阵地的解放军观察哨所高度戒备，透过望远镜，密切监视着对岸的一举一动。

“紫石英”号忽然出现在解放军预定的渡江江段。这出乎解放军的意料。在渡江战役的作战计划中，确实有防止外国军舰干预渡江的方案，但是提防的主要是美军。

当时，美国在南京下关江面泊有一艘驱逐舰，在上海黄浦江则泊有巡洋舰一艘、运输舰一艘、登陆舰一艘、驱逐舰两艘。2月，美国向上海增派了一艘运输舰和两个连的海军陆战队。

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美国，在南京和上海地区保留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不得不防。基于对形势的判断，中共中央提出了对美政策的基本原则。其中一条，便是在思想上、军事上做好与美国进行直接武装对抗的准备。

在具体军事部署上，中共中央军委也制定了应对方案。

在渡江战役准备之时，中央军委决定，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5月上、中旬，在中共第三野战军攻取上海期间，第二野战军则集结在浙赣路，作为战略预备队，准备抗击美军。

但是事实证明，美国比英国要“识趣”得多。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军总前委发布公告，禁止一切无关人员进入交战区域。美国驱逐舰随即驶离了南京，在这之后，美军也没有任何挑衅性的举动，连“擦枪走火”的可能都没有出现。

相较之下，英国的“紫石英”号这时候出现在长江上，更显得自不量力。解放军渡江在即，箭在弦上，英舰却横在长江防线上，无论做何解释，都消除不了威胁、挑衅的意味。

4月20日8时30分，“紫石英”号驶入扬州东南口岸附近江面，这里是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预定渡江作战区域。

第三野战军所属第八、第十兵团预定在长江的扬州三江营至镇江张黄港段渡江。

“紫石英”号所处的三江营水面沿岸是长江附近水域的要点，地处长江、大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这里地势高于周围，江面较窄，是很好的进攻出发地，而对岸扬中岛平缓、开阔的沙洲无疑又是一片很理想的登陆场。显而易见，这是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关键位置。“紫石英”号的航线直接威胁到了解放军的渡江路线。

是谁最先发现了“紫石英”号？

时任炮三团政委的康矛召于1949年4月26日写有《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入侵我内河及我军还击后其受伤的经过报告》，其中写道：“四月廿日上午九时三十分，位于三江营阵地的炮三团七连视察所发现悬挂英国旗的军舰一艘，由口岸方向驶向我军阵地……

这份报告应该是根据炮三团的明确记录写成，而实际上，长江北岸的解放军部队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浓雾刚刚散开，大摇大摆的“紫石英”就几乎是被所有观察哨都盯上了。

出生于镇江的董晨鹏对发生在老家的“紫石英号事件”一直非常关注，大学毕业后曾进行了长达两年的采访，搜集了大量中英双方的解密资料，并在全国走访了大量当事人，完成了《炮打紫石英号》一书。

董晨鹏告诉记者，他采访到了当时三野炮六团一营三连的老战士柳运荃和高日彰，他们发现“紫石英”号还要早一点儿。据他们回忆，当时他们两人和三连连长肖永福等人正驾着一只小舢板在江面上观察地形和了解敌情。

上午9时许，江面上飘着大雾，能见度非常差。突然间，水面上传来了机器的马达声。

当时他们立刻判断出，是敌人的舰艇过来了。肖永福命令柳运荃和高日彰迅速把舢板划向岸边隐蔽，静静观察。随着大雾散去，他们果然看到，从下游驶来了一艘军舰，船身上有“F116”字样，高日彰立刻用目测法测出敌舰距离他们有1300米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炮兵在当时解放军战斗序列中属于特种兵，三野特种兵纵队即炮兵纵队。渡江战役时，炮三团配置给第八兵团，炮六团配置给第十兵团。两个团位置相邻，在“紫石英号事件”中都有发现敌舰、炮击敌舰的记载或当事人回忆。因所处位置和着眼点不同，细节上有不同之处。

英国方面的档案则来自“紫石英”号的单一记录，不会有什么出入，可以与解放军的记录相互印证。

根据英国方面的材料可知，在当日早上8时，“紫石英”号驶入距离江阴30公里的永安洲附近，为了快速驶离这一被英国人认为危险的区域，把军舰的速度从11节提高到16节。同时，在舰长史耐基的命令下，“紫石英”号的前炮和尾炮都进行了火力检测。

柳运荃和高日彰回忆，发现敌舰后，肖永福决定立即上岸，用电话向一营营长王坤廷报告。接到报告后，王坤廷立刻做出一个决定：在向团首长报告的同时，先用几门榴弹炮发出警告性射击。

炮三团政治委员康矛召是这样回忆的：“上午9时许，从三江营方向传来一阵急促的炮声，炮三团随即电话报告，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军舰，不顾下游我军鸣炮警告，开炮向我步兵还击，强行驶入三江营。”

显而易见，解放军并没有直接向“紫石英”号开炮，第一轮炮火是在向敌舰鸣炮示警。

英方资料佐证了这个说法——“紫石英”号确实受到了来自解放军的“火力警告”。根据舰长史耐基的回忆，最初射来的多发炮弹全都没有击中“紫石英”号，有的中途就掉进了水里，还有的则越过军舰钻进了远处的江水中。

但是史耐基对这种警告却做出了错误的应答。他一方面命令军舰的副炮塔沿船边展开国旗，以便让对方看清这艘军舰是英国军舰，另一方面又命令将舰炮瞄准解放军集结的长江北岸——如果没有敌意，海军的通行做法是炮口归零，即炮口上扬45度。而“紫石英”号的舰炮姿态，是随时可以射击的战斗状态。

几发鸣炮警告之后，解放军停止开炮。但是“紫石英”号的举动再一次激化事态。如果想避免交战，“紫石英”号可以停止前进，史耐基却要求全速前进。

根据史耐基后来的回忆，当时，“紫石英”号在向前行驶了9英里后，9点30分左右，真正的炮击开始了。

搁浅的“紫石英”

炮三团和炮六团，都留下了击伤“紫石英”号的记录。

时任炮三团政委的康矛召，在《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入侵我内河及我军还击后其受伤的经过报告》中写道：“团部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各连待命实弹射击，并指示：如英舰不向我射击，我们亦不向其射击，如英舰竟敢向我挑衅，立即坚决还击。紫石英号军舰通过七连第三炮位后，发现北岸我炮兵阵地，并首先向我开炮射击，我兵立予还击。”

康矛召在另外的文章中还有更细致的描述。据他回忆，根据上级凡外国军舰侵入我防区而不听我警告的，可以立刻开炮射击的指示，炮三团决定对其开炮还击。

随着炮三团团长李安邦一声令下，瞬间，一枚枚炮弹便飞向那艘英国军舰，英舰上的火炮也发疯似地向解放军炮兵阵地开火，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不久，英舰指挥台与前主炮炮座及舰体其他部位多处中弹，操纵系统失灵，航向失控，挂起白旗。

“紫石英”号被炮击后的舰桥。

“紫石英”舰挂白旗之后，解放军炮兵停止了射击。但“紫石英”舰缓慢地移动到距炮兵阵地西南方向约七八千米、靠近国民党军南岸阵地后随即又降下白旗。

时任炮六团六连连长的赵成斋，对炮击“紫石英”号也有着清晰的记忆。

根据赵成斋的回忆，当时他从望远镜里观察到敌舰进入到射程之内时，他命令全连各就各位，准备战斗。但是此时，赵成斋还没有接到团部的指示。

为了不错过稍纵即逝的战机，他命令全连，向敌舰开炮。

随着赵成斋的命令,第一发炮弹呼啸着飞落在英舰的前甲板上。随即，又有三发炮弹向英舰飞去,其中一颗炮弹击中了驾驶舱。

这时赵成斋观察到，英舰航速明显降低, 航向也摇摆不稳。

英方的资料显示，一枚炮弹直接命中了“紫石英”号甲板上方，把舵手室穿了一个洞。“紫石英”号掌舵的士官长被弹片击中头部，倒下去的瞬间，驾驶舵被他拉向了左舷并被卡死。这一发炮弹所造成的损害，成为“紫石英”号不久以后搁浅的直接原因。

“紫石英”号拥有6门102毫米舰炮，与解放军的陆军火炮相比，口径和射速都占优势，但由于该舰当时行驶的角度，只有后主炮能够还击。而且解放军炮兵阵地选位、隐蔽都非常出色，“紫石英”号的舰炮火力虽猛，却是一阵乱射，并没有给解放军造成损失。

短短数分钟的激烈炮战，“紫石英”号很快落在下风，连吃30多发炮弹，舰身、甲板、炮塔、指挥台、轮机舱等处均中弹，左舷前部吃水线下被炸开一个大洞。只是，解放军的步兵火炮缺乏打军舰的穿甲弹，“紫石英”号虽多处中弹，但没有致命损伤。

最终，“紫石英”号航向失控，搁浅在靠近南岸的沙洲雷公嘴附近。

“紫石英”号舰体上的弹坑。

这场炮战中，解放军仅有6人受伤，而“紫石英”号中阵亡19人、伤27人，其中舰长史耐基少校重伤，副舰长也负伤。

4月20日9点46分，搁浅的“紫石英”号发出了第一封给远东舰队所有舰船的求助电报：“遭到猛烈炮火攻击，搁浅在大约北纬31度10分，东经119度60分的位置，人员伤亡惨重。”

这封电报第一时间被英国驻南京大使馆收到，20分钟以内，英国有关方面就迅速做出了反应。

四艘英国军舰分别从南京、上海和香港赶来救援。最先赶到的是从南京顺流而下的“伙伴”号驱逐舰。

4月20日下午，三江营方向再次响起了隆隆炮声。

康矛召后来回忆，他当时接到了炮三团打来的电话，另一艘英国军舰疾驶到三江营附近，企图拖动受创搁浅的“紫石英”号，因此招致解放军的炮击。

“伙伴”号配有4.5英寸（114.3毫米）火炮六门，先与炮三团三营七连交上了火。

七连的火炮是75毫米口径野战炮，哪里是驱逐舰舰炮的对手。

“伙伴”号的海军中校罗伯森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战况：“在两次齐射的炮弹紧贴着军舰飞过去以后，我用防空炮开了火，后来，当对方炮兵掩体被辨认出来后，我使用了高爆炸弹。在大约四次排炮射击后，对方的一个炮兵掩体被击中了。”

这次短促的交战中，“伙伴”号并没有遭到什么大的损害，却给解放军的炮兵阵营造成不小的损失。两门野战炮被摧毁，官兵伤亡10余人。

仗着自己火力凶猛，“伙伴”号直接驶到“紫石英”号附近，准备对“紫石英”号进行牵拉。

这时，炮三团一连的105毫米口径榴弹炮吼了起来。

这一次的炮战前后持续了约两个小时，激战中，“伙伴”号两个炮塔被击毁，舰桥也被击中，失去了战斗能力。

弹痕累累的“伙伴”号，冲出火力网，扔下“紫石英”号一路仓皇逃窜。据英国解密的“伙伴”号航海日志上记载，当时他们的航速是29节(约相当于时速54公里)，据说创造了当时在长江上航行的最高纪录，真应了英国谚语所说：逃跑的人总是跑得最快。

重创“伦敦”

4月20日，国共谈判破裂。18时，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第七和第九兵团组成集团军率先渡江作战，渡江战役正式展开。

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英国人的军舰仍然没有离开长江水域，反而组织了更大规模的“营救行动”。

当晚，英国海军的“伦敦”号重巡洋舰、驻上海的“黑天鹅”号护卫舰与受伤的“伙伴”号会合。

4月21日清晨，“伦敦”号与“黑天鹅”号由江阴向上游行驶，行至江苏泰兴县口岸江面抛锚停泊。这里是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兵团二十三军渡江作战区域，解放军部署了炮兵第六团，两个炮兵连执行封锁长江水面的任务，解放军的阵地上共有八门榴弹炮。

单以火炮实力对比，此时的解放军已处于严重劣势。“伦敦”号重巡洋舰排水量近万吨，装备有8门8英寸舰炮。8英寸，换算成公制单位就是203毫米，而解放军当时的主力火炮口径只有105毫米。“伦敦”号舰炮的口径几乎是解放军陆军火炮的两倍，舰炮的射速更是数倍于陆军火炮。

如此重量级武器登场，两军交手结局又如何呢？

当时解放军前委粟裕向中央的报告，记录了“伦敦”号的这次救援：

21日上午，英舰两艘，即伦敦号、黑天鹅号，一为巡舰，一为炮舰，由嘉兴向西行至七圩港以东时，速度减慢，沿途以望远镜观察北岸，在该段停留约两小时后，继续向西行，并将炮渐移向北岸，我亦通知炮兵准备应付。经七圩港时，该舰即向我阵地发射猛烈排炮，我即予以还击，该舰旋即西去，驶至泰兴以西江面时，复遭我炮击，复东返。沿途不断向我炮击，我亦不断还击，下午该舰即向江阴方向逃窜。据观察，该舰中炮九发，有炮两门为我击毁。我阵地被轰毁一部，并有68师202团团长邓若波、参谋长王保哲中弹阵亡，团政委侯葵负伤，共伤亡40余名，打坏民房多间，群众亦有伤亡。

遭遇炮击的“伦敦”号，舰体上到处都是炮击的痕迹。

不过，这次炮战，留下一桩纷扰几十年的公案。那就是，到底谁先开的火？解放军前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是“伦敦”号先开火的，而英国人始终坚持是中方先开火。

时任十兵团司令员的叶飞将军几十年后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当天的情况，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大约下午四点半钟，离渡江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二十三军军长陶勇同志来电话报告，就在我渡江地段对面江上二公里处，有二三艘兵舰，游弋不走，请示是否将其驱逐。

叶飞接到电话后，以为是将要起义的国民党舰队，因为军委和总前委通报过，时任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将率舰队起义，并规定了联络信号（林遵于1949年4月23日率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起义。当天华东军区海军成立。那一天，也被定为海军纪念日）。

叶飞询问：“这些军舰是不是挂的规定起义的联络信号旗？”陶勇回答：“挂的是花花绿绿的旗。”并说：“这些军舰老在我们正面长江不走，妨碍我们渡江，有点不怀好意，是否将它打掉？”

“伦敦”号与“黑天鹅”号横在二十三军预定渡江江段上，既不打也不走，让叶飞大伤脑筋。但是，渡江战役已经打响，距离十兵团发起渡江的时间迫在眉睫，已经没有时间让他犹豫了。他指示陶勇，命令前沿观察所升起信号，警告外国军舰迅速离开。“如果不听，就开炮赶走它！”

炮六团接到命令，就在前沿观察所升起信号，发出警告。

英国军舰没有任何反应。忽然，舰上人员都集中在舰尾上，炮口转向我军阵地。

“开炮！”榴炮六团和部署在沿岸阵地上的炮兵都投入了炮战。长江上水柱突起，烟卷波涛。

一场空前激烈的炮战就此爆发。叶飞回忆当天的情况：

野司来电话查询：“你们怎么同英国军舰打起来了？谁先开的炮？”我立即回答：“英国军舰先开的炮。”电话搁下后，我马上摇通了陶勇同志的电话。我说：“江面上的军舰是英国军舰，我们把英国军舰打伤了，上面来查情况哩。”陶勇同志气冲冲地说：“有什么好查的！我最好的团长都给他们打死了！文武双全的人才啊！”他说不下去了。于是我和陶勇订好了“攻守同盟”，不论谁问，都说是英国人先开的炮。

陶勇又怒又悲，是因为他的部队在炮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

解放军的炮兵阵地隐蔽很好，“伦敦”号找不到目标，就对着长江大堤背后一顿乱轰。而据英方统计，“伦敦”号共发射八英寸炮弹155发，4英寸炮弹449发。结果，炸到了已经完成集结准备渡江的步兵阵地。其中一发炮弹打中了二十三军二〇二团团部，团长邓若波、参谋长王保哲当场牺牲，政委侯葵负伤。炮战中，解放军官兵共伤亡252人。

英国远东舰队也没讨到便宜。上海的《字林西报》根据来自英国海军的消息，公布了英军在这三起炮战中的伤亡：“紫石英”号护卫舰阵亡17人，重伤20人；“伙伴”号驱逐舰阵亡10人，受伤12人；“伦敦”号重巡洋舰阵亡15人，受伤13人；“黑天鹅”号护卫舰受伤7人。

英国海军在报告中显然缩小了自己在炮战中的损失，据英国海军军部后来公布，炮战中还另有103名官兵“失踪”。

一发解放军的炮弹直接命中了“伦敦”号的指挥室，舰长卡扎勒重伤，坐镇“伦敦”号指挥的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马登侥幸没有受伤，但白色海军将军制服被轰得不成样子。马登这才清醒，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和作战决心远远超过他们的预估，只得无奈地下令掉转船头，于是“伦敦”号、“黑天鹅”号带着累累的弹孔和伤痕，夹着尾巴驶向上海方向。

经过这场激战，英国远东舰队武力解决“紫石英号事件”的计划彻底破产。

而二十三军军长陶勇，得到了毛主席的一句评语，毛主席说：“那么喜欢打军舰，就去海军吧。”陶勇后来调到海军，任东海舰队司令。

渡江战役时的解放军炮兵前线指挥所。炮兵头戴的是美制头盔，解放军的大量装备都来自缴获。

谈判无果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此时，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仍然搁浅在长江中。

镇江前线指挥员考虑到英舰事件已造成了国际影响，为防止英舰“紫石英”号在问题尚未解决之前潜逃，便命令一个炮兵连驻守焦山，对其严密监视。

4月22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抗议英舰暴行》社论：“英帝国主义的海军竟敢如此横行无忌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向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挑衅，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发炮攻击，英帝国主义必须担负全部责任”。

次日，毛泽东又指出：“对紫石英号的方针，必须英方承认不经人民解放军同意擅自侵入中国内河是错误的这一点，才能释放，否则决不能释放。”

“紫石英号事件”令英国朝野乃至世界都感到十分震惊。一时间，纽约、伦敦、巴黎、日内瓦等地的报纸媒体纷纷在各自显要位置刊登相关报道。4月21日，伦敦自由党《新时报》称：英国人要问为什么在昨天于扬子江上被炮轰之英国船只，要恰在这个时候向上游航行呢？纽约《先驱论坛报》巴黎版军事记者撰文，认为英舰事件属“强有力英舰队的失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真正战斗力的一个“清楚的指标”。

在媒体的一片喧嚣声中，英国官方对事件的反应比较复杂。其中以保守党议员、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最为激进，他质询政府为什么不向中国派遣航空母舰武力解决。但更多的意见还是比较务实，有议员指出：在解放军强渡长江的军事行动前派军舰在长江内行驶，显然容易激起正在待命渡江的解放军的愤怒。有议员事后批评说：如果一艘亲纳粹国家的军舰在诺曼底登陆日驶入英吉利海峡，我们难道不应该把它打得粉碎吗？

英国政府开始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艰难的接触和谈判开始了。

4月27日凌晨，炮三团政委康矛召收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为创造和谈气氛，早日解决问题，以利日后中英友好，对“紫石英”号只采取监视措施，不准缴其武装、集中其人员、断其燃料，要协助其医治伤员，供给其生活用品。

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时为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受毛泽东委托，就英国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炮击人民解放军的暴行一事发表声明，严正抗议英国军舰这种干涉行径和暴行，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进行赔偿，外国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空。”

针对李涛的声明，史蒂文逊大使立即在南京公开表示：英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向解放军控制的水域派遣任何军舰，并从上海撤出其他的军舰。

5月24日至7月22日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中方和英方共进行了11次谈判。

从5月18日，中方代表康矛召受命致函英国海军“紫石英”号代理舰长克仁斯少校开始，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谈判，英方远东舰队总司令布朗特海军上将只通过“紫石英”号舰长代转双方高级将领的电函和信件，关于英舰认错、道歉、赔偿损失问题毫无进展。

尽管英方持不合作态度，长期推脱谈判，回避责任，致使谈判陷入僵局，但中方在处理“紫石英”舰问题上却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和诚意。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给受伤的英舰水兵治疗，伤愈后送回“紫石英”舰；多次为该舰官兵运送邮件和必需用品；允许该舰从南京获得英国海军所储油料60吨，这一切都表明解放军无意长期扣留该舰。

1949年5月27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了，三野、二野要乘胜进军，许多大事要处理，因此，不宜也不愿在“紫石英”舰问题上长期僵持。

总前委根据当时情况，研究决定，作出让步。经中央批准后，于6月20日、22日，由镇江前线司令员袁仲贤将军两次约见克仁斯，郑重声明：由英国海军远东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布朗特派出代表，交换一项正式换文，英方承认基本错误，我方允许“紫石英”舰驶离长江，其他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然而，布朗特一方面对解放军的建议表示欢迎，另一方面仍不授权确认正式代表谈判，总之就是绝不承认英舰错误。

谈判拖延了一个多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无果而终。其实也不能说谈判终了，而是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紫石英”号溜了。

逃跑时的卑劣行径

1949年6月底开始，镇江地区阴雨绵绵，山洪暴发，江潮上涨。

由于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水灾，驻扎在镇江的解放军几乎全体出动，日夜不停地忙于抢救灾民，筑堤阻水。而原来沿江构筑的炮兵阵地，为了不被水淹，也都纷纷迁往高处。

水灾带来的混乱局面，客观上造成了沿江军事力量的相对削弱，解放军忙于救灾，也放松了对英舰的监视。

“紫石英”号在第一天的炮战中虽然挨了解放军的三十多发炮弹，但并没有造成致命伤害。舰长史耐基在炮战中身负重伤，无法再行指挥，代理舰长克仁斯接任后，一边登岸出面与解放军代表谈判，一方面加紧安排修复损伤。

谈判过程中的克仁斯，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布朗特的“信使”，代转双方电函和信件。布朗特一直没有委派正式的谈判代表，以此拖延推诿谈判。直到7月28日，布朗特递交的备忘录，才授权“紫石英”号代理舰长克仁斯为正式谈判的代表。但是布朗特这时有多少谈判的诚意很值得怀疑，因为就在两天后，他授权的谈判代表就带着“紫石英”号逃跑了。时间是如此的巧合，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为掩护逃跑而设的“缓兵之计”。

7月30日，一场台风登陆过后，长江江水上涨。

已经完成修复的“紫石英”号其实早就不是搁浅状态了，而是抛锚停泊。如果不是慑于焦山方向的解放军火炮，它恐怕早就开溜了。

上涨的江水，给“紫石英”号的航行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克仁斯等待着夜幕的降临，等待着一个非常不光彩的机会。

晚上9时许，往来于汉口和上海之间的客船“江陵解放”号缓缓开来，向东行驶着。

客轮经过“紫石英”号时，克仁斯命令水手砍断锚链起航，尾随“江陵解放”号。“紫石英”号实施了灯火管制，全舰只留了一盏灯伪装成“江陵解放”号的桅灯，其余灯火全部熄灭。

如果仅仅是以客轮掩蔽“紫石英”号的身影，克仁斯此时的做法还不算太出格。如果“紫石英”号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顺利逃跑，他也许还会被英国人视为英雄。但是，“紫石英”号接下来的举动，却足以让它成为十足的懦夫，让英国皇家海军也要感到羞耻。

当天没有月光，长江江面上也没有照明设备，但“紫石英”号刚刚起航就被解放军监视哨发现，炮兵部队接到命令实施拦截。几发炮弹追着“紫石英”号射了过来。

“紫石英”号马上加速，追上“江陵解放”号，在其南侧并排行驶。如此一来，“江陵解放”号横在了解放军火炮和“紫石英”号中间，被“紫石英”号当成了盾牌。

军人让平民替自己抵挡炮火，在任何军队中都会被视为卑劣不堪的懦夫行径。用对方平民作盾牌，与绑架人质的匪徒有什么区别？

不幸的是，“紫石英”号得逞了。

“江陵解放”号中弹了，随后起火、下沉。解放军炮兵不得不停止炮击。趁着这个档口，“紫石英”号加速逃出了解放军炮兵火力范围。

22时，“紫石英”号到达江阴要塞时，关闭轮机，全船静默顺流而下。江阴要塞解放军炮兵缺乏照明观通设备，当解放军发觉并开火时，为时已晚，“紫石英”号冲过江阴要塞。

此后，“紫石英”舰因机件故障，被迫停泊在天生港修理约两个小时，拂晓时不顾一切地向东闯去，将多只摆渡的木船和运货的木帆船拦腰撞断、撞沉，乘客和船民多人伤亡。

闯了大祸之后，“紫石英”舰不敢由吴淞口航道入海，而从崇明岛北口逃出了长江，在另一艘英舰“和睦”号的帮助下进入公海，至此，这艘英国军舰以中国商船上的几百个无辜生命为代价，成功逃脱。

逃脱后的“紫石英”号船员。

令英国人意外的是，“紫石英”号逃脱后，解放军并没有因为愤怒而对留在中国的英国人及其财产采取非常措施，表现出了足够的冷静和克制。

英国政府在“紫石英”号事件中也保持了冷静和克制。对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来说，四艘军舰被重创，无疑会引发一场全面战争。但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国政府没有把事件扩大化。

“紫石英号事件”无疑是英国政府的一场军事和外交失利，虽然英国民间对“紫石英”号的成功脱困感到高兴，甚至有人将这一事件赞颂为海军史上的奇迹，将其与敦刻尔克大撤退相比，但是英国政府却刻意降低了宣传调门。

逃脱后的“紫石英”号，船员们准备离舰。

英国政府意识到，中国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一触即溃的大清，而英国更不是当年横扫世界的日不落帝国。“炮舰政策”对中国再不会有什么作用。

1950年1月，“紫石英号事件”结束5个月、新中国成立3个月后，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首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