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早自1899年英国传教士于上海《万国公报》中就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之后，虽然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某些介绍，但都没有作出正确的阐释，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其真正广泛传播，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由于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与中国有着相同或近似的情况，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从而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关注并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信仰在中国系统传播，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1918年1月，李大钊接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到任后，他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他博学多识、思想敏锐，是北大新派的领袖人物。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两年，他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新思想的文章，但他此时的思想还处在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阶段。在宣传十月革命过程中，他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逐渐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广泛系统地传播马列主义。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把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同俄国十月革命做了比较，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1918年8月，沙滩红楼新校址建成。10月，北大图书馆由马神庙校址搬迁到红楼一层。迁到新址后，李大钊十分重视图书馆的扩充，陆续增添了很多中外文书籍，包括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吸引了许多进步教员和学生，使北大图书馆成为了北大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同年11、12月，李大钊先后撰写《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向人们传播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号召人民向俄国学习，关注劳工命运。这些文章说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国家的命运。

五四运动以后，北京思想界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在各种思想的碰撞中，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逐渐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新青年》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李大钊轮值编辑《新青年》时，他将1919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在这一期及同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6号连续发表自己撰写的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指出这三者“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该文是我国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介绍和确切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光辉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促进中国先进分子的觉醒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前后，李大钊还帮助《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从5月5日到11月11日，刊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多部经典论著的译文。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分化，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1919年7月，醉心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信奉实用主义哲学的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地改良，认为主张“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的观点予以批驳。不仅说明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而且初步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针对胡适的改良主义，李大钊提出，当时中国的现实仅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在论争中，李大钊不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而且阐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大钊不仅通过撰写文章、发表讲演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甚至于1920年起，破天荒地将马克思主义引入课堂，在北大开设了“史学思想史”“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通过大学讲坛，积极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李大钊对青年十分关爱，注意引导他们的思想发展，许多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团体、新文化团体都请他指导或担任顾问。他参与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等社会团体，介绍进步青年加入，并协助北大学生的国民社和新潮社创刊《国民》和《新潮》等刊物。

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带动下，以北大为中心出现了一批热心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传播，使更多知识分子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

来源 | 区委党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