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故事

“博物馆故事”栏目开办于2021年北京自然博物馆建馆70周年之际。栏目将汇集70年时间里北京自然博物馆发展历程中的资料记录，有博物馆员工的回忆、了解博物馆的人士的记忆，还有在北京自然博物馆陪伴下成长起来的“老北京”人们的追忆，从难忘的展览、到记忆深刻的标本、到有趣的活动，还有发生在博物馆的难忘的大大小小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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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西沙海战我国收回来西沙群岛，1975年底经过大半年的准备，博物馆组织了去西沙群岛的采集队，任务是采集自然馆缺少的南海动植物标本。采集队共8人，有无脊椎动物专家杨思谅，鱼类专家王鸿媛，鸟类专家蔡其侃和植物藻类专家王亚俊，由副馆长宋世孝带队加上三位年轻人辅助专家工作。

出发

从北京到南海西沙现在不太困难，但在40多年前还是不易的。原计划1976年1月出发，但,北京至广州的卧铺票很难买到，两天一宿没有卧铺不行。宋馆长带我去北京站找站长也解决不了8人的卧铺票。当时正值春节，只有大年除夕和初一还有票，我们就只能在初一这天出发。到广州后又要等发海南海口的轮船，几天后乘船一夜到海口再乘车到清澜港，找到去西沙捕鱼的渔船。

我们是搭渔船到西沙永兴岛的，随行的几十箱采集装备和物品让我们找人找车一路忙活。宋馆长外交能力超强，和渔民、战士们交朋友，和海军领导拉关系解决了不少难题。在西沙永兴岛上工作生活还算方便，住士兵的宿舍，与战士同吃已经很满意了，但到其他各岛交通就成大问题，还是宋馆长带头找渔民、驻地海军解决的。我们搭渔船到东岛，搭海军炮艇到琛航岛、甘泉岛、中建岛，两月后我们还搭乘了当时海军最大的导弹护卫舰回到海南岛。

采集

标本是博物馆的基础，科研的材料，研究人员是非常重视的。文革中一切研究工作都中断了，所以这次标本采集大家很兴奋，终于可以干正事了。为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几位专家特别努力，对自己的专业特别热爱。每天不是下海就是整理标本，从早干到晚。

我们的下海装备很原始，一人一身棉毛衫衣裤，在清澜港买了手工制的潜水镜、铁钩铁铲、胶鞋手套等如此而已。如果有今天潜水装备肯定会有更多的收获。装备虽差但我们的工作热情高。

杨思谅带领刚毕业来的孙秀敏每天在海水中找无脊椎生物。其他人遇到小动物也会捡。我跟杨先生学到很多知识，初次见到了奇特的海洋生物，如鹿角珊瑚、唐冠螺、海兔、梅花参、龙虾、大海龟等。

杨先生做事极认真，每天都要把弄来的标本处理好才踏实。标本有的要放在酒精瓶里，有的要放在福尔马林液中，还有的要干制在太阳下暴晒，白天干不完挑灯夜战。

王鸿媛老师采集鱼类标本比较麻烦，鱼不好抓。开始是到码头渔船上，在渔民捕捞的鱼里挑有用的，或者在浅水的礁盘上用小网捞鱼。珊瑚礁中五彩缤纷的鱼很多，就是捞不着。后来找部队帮忙，他们派小战士划船带上手榴弹炸鱼，手榴弹扔到海里响声过后，小鱼震晕我们赶紧下海捞，此法虽好但不可常用。同行的几位水性一般，在浅水处落潮的礁盘上翻石头捉小鱼小虾尚可，潜水就不行了。我算是会游泳的，也只能潜水2米而已。为解决潜水捞物的问题，我们请了一位渔民小伙子小王。这人朴实能干身体强壮，能下潜10米左右。很多好的标本都是他捞上来的，是采集标本的功臣。每次发现特殊标本王老师都很高兴，叫大家来看。记得发现一条“六腮鯊”让她兴奋了好几天。南海这些长3米的双髻鲨、隆头鱼、蓑鲉、蝴蝶鱼等都是第一次看见。

蔡其侃先生是我们中年龄最大的，他是印尼华侨，从北大毕业后来到博物馆从事鸟类研究。蔡先生来西沙主要是捉鸟打鸟收集标本，不到二十岁的胡柏林是他的助手。打鸟并不简单，先要自制双筒猎枪的散弹。蔡和胡晚间加班，找出10厘米长的铜管弹壳先装黑色火药，再装小颗粒铅弹，压实后再堵上毡垫一个铜管散弹完成。我们有两支比利时产的双筒猎枪，只有他们两人能用，其他人不可乱动。猎枪在东岛派上了用场，这里红脚鲣鸟最多，从幼鸟到成鸟在低的麻风桐和灌木丛可打可抓。而大型凶猛的军舰鸟只能用猎枪才能捕获。鸟类标本的处理也不简单，有的做成假剥制留作研究，有的要做成有姿态的标本以便展览。剥制标本工作复杂所以老少二人处理标本也是很忙。

采集藻类标本的王亚俊先生是独立作战的。他和杨思谅都是北大生物系毕业。每日泡在海中捞海藻，有大的有小的还有微型的肉眼看不分明的。微型的装在瓶子里，大的就要做成腊叶标本。藻类标本放在60厘米长40厘米宽的木制标本夹中草纸吸水，每天都要换纸直到干燥，也是很麻烦细致的活。一天我们在礁盘上活动，看到不远处也有几个人在水中采标本，王洪媛先生过去一看原来是同行，山东青岛海洋所的人。在水中还发现一位老者，王先生认出是我国著名的海洋学家——曾呈奎教授。我们都很感动，曾教授年近七十还亲自来南海下海采集标本令人敬佩。老一辈专家爱国爱科学务实肯干的精神是我们的榜样。

采集活动紧张而辛苦，生活条件差。到琛航岛上没有淡水，守岛官兵吃的是海水淡化后的水，是用油换水。到中建岛我们生活在一条搁浅在礁盘上的外国大商船上。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船，有十层楼高，但船上的设备已经被拆卸一空，只剩下一副空壳，遮风避雨没有问题。我们每天从高高的破船上下到礁盘上工作，直到晚上再爬上船休息。守岛战士也驻守在这艘船上。小战士驻守这里很不容易。因为中建岛全岛在水下，只有落潮时才能现身。吃的是罐头食品，喝的时收集的雨水。可能是这里生活不方便渔民来的少，但各种海洋标本丰富，我们收获满满工作的很愉快。

团队外出分工合作，除了自己的专业外其他的事也要干。四位专家干自己的事，小孙帮杨思谅，小胡助蔡其侃。剩下宋馆长和我除了下海捞标本外还要干杂事。我负责拍照，还用水彩画鱼标本存档。因为没有彩色照片，只能靠画才能留下当时看到的色彩。

摄影拍照留下了同志们的工作照同时也是联络战士的方法。在驻地和船上为官兵拍照后，夜晚支起个不见光的棚子，用红布包手电筒在脸盆和饭盆中冲洗胶卷，第二天把照相底片送给战士，他们很高兴，知道这是不易得到的，是自己在南海的纪念。这些底片颗粒粗糙但这是珍贵的历史留影啊。

成果

此次赴西沙采集收获颇丰，填补了博物馆西沙标本的空白。同时也为几位专家提供了科学研究的资料。王鸿媛出版了南海珊瑚礁鱼其中一卷；杨思谅成为我国海洋蟹类方面的重要专家，论文专著不少；王亚俊发表了海洋藻类文章。自然馆第一次举办了临时展览《西沙采集汇报展》，同时光明日报刊登了两篇有关西沙的文章。杨思谅的西沙采集文章和我写的《西沙日记两则》。宋馆长的西沙采集工作总结对标本种类数量有详细描述。

2016年自然馆“南海水生生物展”曾经展出部分当时西沙科考采集的标本。

1976年的西沙各种设施都很简陋，经过40多年的建设今非昔比，成立了三沙市，不但管西沙还要管南沙东沙。新建了码头和机场，基础设施大为改观。杨思谅王鸿媛先生早就有去南沙采集的计划，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是他们的终身遗憾。标本是博物馆的基础，我们博物馆应该收集南沙群岛的动植物标本，这个光荣而不平凡的任务留给年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