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出身于书香门第，先从儒学秀才转为康梁维新派，后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又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早期领导人转向党内异端“左派反对派”，最后寂寂而终。他在北大红楼度过五四时期，不仅创造了自己人生的辉煌，更揭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新文化运动旗手

陈独秀，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今属安庆），早年走的是读四书五经、经科举入仕的道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相继爆发，他目睹国家民族积贫积弱、被列强恣意宰割，深感焦虑与悲愤，下决心与科举决裂，开始参与政治活动。1901年以后的10多年，陈独秀先是追随康梁维新派，后来组织岳王会等反帝反清的革命团体和活动，参与辛亥革命、讨袁斗争。这期间，曾办报、办学、结社，5次赴日留学或避难，爱国救亡成为他这段人生道路的主基调。

1915年，袁世凯掀起复辟帝制、尊孔复古的逆流。这时，陈独秀第5次留日回国，他痛恨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开始酝酿另一种革命。他认识到，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要先“革中国人思想的命”；要实现根本救亡，要先廓清蒙昧、启发民智。他放出豪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经友人帮助，陈独秀当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他以这份杂志为主阵地，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旧道德和旧文学，擂响新文化运动的隆隆战鼓。

为了发展新文化出版事业，1916年11月底，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北京，和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一起募集资金。

12月26日早上，他下榻的旅馆来了位不速之客，是他十几年未见的老友蔡元培。两人曾共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组成暗杀团，还一起试验炸药。蔡元培此时即将就任北大校长，准备厉行改革、整顿校风。他与陈独秀稍事寒暄，便直入主题，邀请陈独秀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并当场和他商量起整顿北大的办法。陈独秀自认为没有在大学教过书，也没有什么头衔，而且当时主要心思在办好《新青年》上，起初不想受聘。奈何蔡元培“三顾茅庐”，极具诚意，还许诺《新青年》可以迁到北京来办，他这才答应下来。1917年1月15日，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位于箭杆胡同20号（原9号）的陈独秀旧居

陈独秀不辜负蔡元培的信任倚重，协助他从文科入手整顿北大。第一件大事，就是延聘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他首先想到留学美国的胡适。两人素未谋面，却神交已久，因为共持文学革命的主张，远隔重洋结为知音。赴任北大前几天，陈独秀接到胡适从美国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读后大喜过望，立即安排在《新青年》发表，随即致信胡适，邀其回国就职。1917年9月，即将拿到博士学位的胡适，经陈独秀举荐，担任北大文科教授。

继胡适之后，陈独秀延揽高一涵、刘半农等《新青年》作者到北大担任教职，邀请李大钊、鲁迅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加上倾向革新的北大原有教员钱玄同、沈尹默，新文化运动健将荟萃一堂，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文学革命的战斗也正式打响了。刚到北大半个月，陈独秀就在当期《新青年》发表震撼文坛的《文学革命论》。该文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并表示如有志同道合之士，“予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

这篇文章是呼应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而作，但革命态度更彻底更鲜明。胡适提出改良中国文学、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8条主张，自称“对中国文学作试探性改革”。陈独秀则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明确主张“不容他人之匡正”，有破有立，内涵深刻。二者一唱一和，相得益彰。陈独秀一往直前的精神，令《新青年》同人十分赞佩。胡适后来评说：这种态度颇引起一般人的反对。但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运动绝不会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一石激起千层浪。文学革命并非一帆风顺，仅提倡新式标点一项，就被当时的守旧派视作“洪水猛兽”。推行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更是遭到强烈抵制和诋毁。北大文科国学名师黄侃大骂白话诗文是“驴鸣狗吠”。新文化反对派林纾专门写了两篇小说《荆生》《妖梦》，丑化陈独秀等人。《新青年》最初几卷也使用文言文，到1918年5月的第4卷第5号，开始改用白话文，令读者耳目一新。这一期，刊载了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控诉“吃人的礼教”，把文学革命推向高潮。白话文、白话新诗逐渐流行起来。

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发起的反对孔教的伦理革命，随着文学革命进一步走向深入。除了来自新文化反对派的攻击诋毁，也有不少读者来信，批评《新青年》的“非孔”立场。陈独秀通过答复读者来信、公开演讲和撰写文章等途径，传达他的观念：所谓的非孔，重点是反对其为历代统治者服务的纲常礼教思想；孔教已不适用于现代社会，成为文明进步的阻力。他积极宣扬和提倡近代西方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的科学精神。1919年年初，陈独秀写成《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集中回应那些非难《新青年》“离经叛道”的言论，布告天下：“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如果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拉开帷幕，那么他携《新青年》北上，与北京大学实现“一校一刊”的结合，最终使得这场运动形成强大阵营，掀起全国思想启蒙的狂飙。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初衷是启蒙思想，改造国民性，图根本之救亡，并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很多青年也在他和《新青年》影响下成长进步。北大进步学子纷纷结社团、办刊物，迅速觉醒和活跃起来。傅斯年、罗家伦等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许德珩等成立国民社，创办《国民》杂志；邓中夏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学的毛泽东，非常佩服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以他们为楷模，1918年4月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主张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引导大家做“新青年”。后来，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都受到陈独秀的影响。1936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说，当年陈独秀对自己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通过《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的思想、言行“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未完待续）

（本文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楼风云人物》，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