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北京宣武门外绍兴会馆，鲁迅经常坐在补树书屋院子里的大槐树下，誊抄古碑，思接千载。这时的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除了在教育部上班点卯，他就借抄古碑、读佛经、辑录和校勘古书“麻醉自己的灵魂”。然而，一次老友的来访，让鲁迅抛掉残经古卷，拿起如椽巨笔，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之中。

（一）

这年仲夏的一个夜晚，北大教授、《新青年》编辑部的钱玄同来到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他放下皮夹，脱下长衫，坐到鲁迅对面，边翻看古碑抄本，边同鲁迅对话：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听出了钱玄同的弦外之音，他是想让自己给《新青年》写文章一同加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战斗行列。

鲁迅把当时的旧中国比喻成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他钱玄同提出疑问：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都要闷死了，是唤醒他们呢，还是让他们从昏睡入于死灭？如果惊起几个较为清醒的人，让他们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这能对得起他们吗？

钱玄同回应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一语惊醒梦中人。鲁迅表面上冷峻而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前途抱有希望的，他说“希望是在于将来”。钱玄同后来频繁拜访，鲁迅被他的热情所感动，决心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

1918年初，鲁迅加入《新青年》做编辑工作，并开始酝酿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经过几个月的构思写作，4月，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诞生了，刊发在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这篇小说堪称中国新文学的惊世之作。文中借助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疯话”，厉声控诉“吃人”的封建制度，大声呼喊着“救救孩子”，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的弊病和悲剧的成因，犹如一道惊雷，惊醒了无数沉睡中的国人。

鲁迅因《狂人日记》声名鹊起，到1921年，《新青年》共发表了鲁迅的50多篇作品，包括小说、随感录、政论、新诗、评论等，最多的一期达7篇之多。小说《孔乙己》《药》《风波》等作品，把象征性的人物形象融入深邃的历史思考中，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和国人的精神状态，进行无情的揭露与批判，真正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他的随感录和杂文里，包含着对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深刻观察与思考，闪烁着锐利的战斗锋芒。

（二）

鲁迅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后，与创办者陈独秀有了较多的接触。《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子。编辑会上，鲁迅最关注的便是陈独秀。他称赞陈独秀为人爽直坦诚：“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还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谈道：“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对这一时期的创作，鲁迅认为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作品，与大家是一致的，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或“遵命文学”，只不过遵的是“革命前驱者”的命令。

陈独秀也对鲁迅青睐有加，格外敬重。陈独秀是最早认识鲁迅作品思想意义与社会价值的人之一，称赞鲁迅“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他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可以说是他的第一批知音。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南迁后，仍不断向鲁迅约稿。1920年3月，陈独秀在给鲁迅的信中恳切地提出：“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鲁迅的小说《风波》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前，陈独秀就表示“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陈独秀还是最早敦促鲁迅将小说结集出版的人。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建议：“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亲自订正，寄来付印。”感其热诚，鲁迅采纳了他的建议，于1923年8月把自己的十几篇小说结集出版，题名《呐喊》。

陈独秀对鲁迅的赞赏、鼓励，对他创作的积极催促，是推动鲁迅思想发展、创作旺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鲁迅对同为《新青年》同人的李大钊印象深刻，他回忆说：“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不知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用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则以《再论问题与主义》驳斥胡适的改良主义，指出仅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

面对问题与主义之争，鲁迅随后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实用主义就如同“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是同一种错误，根本方法只有改造社会。

1919年9月，李大钊担任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版了。除了刊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同时发表了鲁迅的著名小说《药》和战斗性很强的《“来了”》《“圣武”》《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4篇杂文，批判中外反动势力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热烈地称颂苏俄的革命精神。鲁迅在《“圣武”》中称苏俄革命者“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的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鲁迅与李大钊一起，在《新青年》这块阵地上，不断向黑暗的“铁屋子”投掷重磅炸弹，探索未来光明的道路。

后来，李大钊忙于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党在北方地区的工作，与鲁迅的交往少了。但李大钊说：“我们见面虽不多，但他和我却很能‘默契’。他善于‘忘我’，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战友。”鲁迅《呐喊》一书出版后，当即赠给李大钊一册，他读后称赞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集。李大钊被害后，鲁迅悲痛不已，他说：“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1933年4月23日，为了公葬李大钊，鲁迅特意捐50元，还在为李大钊的书稿撰写的题记中写道，“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1922年7月，《新青年》出版第9卷第6号后休刊。《新青年》成员“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为此发出“新的战友在哪里呢”的呼喊。

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公开表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支持，用他手中的笔，继续地做着救中国的事业。毛泽东评价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