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和顾颉刚是北大西斋4号的舍友，从天津北洋大学转学的徐彦之是他俩的邻居，三人常在一起谈天说地。1918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几个人又聚在一起，翻看着新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不知哪位同学灵机一动，提出：“老师们办了《新青年》，咱们当学生的是不是也办个杂志呢？”
（一）
办杂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稿件可以自己撰写，但经费从何而来？大家都是学生，即便勒紧腰带怕也凑不出几个钱。
有同学出主意：大家都是北大文科的学生，所要办的刊物又偏重文艺，筹措经费的事先同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比较合适，而且他正在提倡新文学，不至于碰钉子。
于是，大家推举徐彦之去见陈独秀，向他说明办刊物的想法。开始，陈独秀有些犹豫，认为积极倡办这个刊物的傅斯年是黄侃的门生，黄侃又反对新文学，他会不会是“那方面”派来的“间谍”呢？后来经胡适作保，陈独秀才表态同意：“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
经费有了着落，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几个学生便紧锣密鼓地投入到刊物的筹备工作中。俞平伯、张申府、高元等同学听说后，也加入进来。10月13日，大家召开第一次预备会，研究办个什么样的杂志。最终确定了三个标准：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字。杂志的名字，罗家伦提出叫“新潮”，徐彦之建议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译为“文艺复兴”。最后，大家同意名称中英文含义有区别，杂志中文名为《新潮》，下书英文名The Renaissance。考虑到学生有寒暑假，杂志每年出版10期。
11月19日，成员已发展到21人。随后召开第二次预备会，编辑部推选傅斯年为主任编辑、罗家伦为编辑、杨振声为书记；干事部推选徐彦之为主任干事、康白情为干事、俞平伯为书记；胡适为杂志顾问。
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热情地腾出北大红楼一层22号房间，作为杂志的办公场所；北大出版部主任李辛白答应，发行由北大出版部负责，印刷由该部设在北大红楼地下室的小型印刷局负责，账目则由学校会计课负责。
1918年12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新潮杂志社启事》。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号出刊，《新潮》杂志在北大红楼诞生了。
（二）
1919年元旦，《新潮》创刊号在北大红楼正式出版发行。“新潮者北京大学学生集合同好，撰辑之月刊杂志也。”读者主要是各界青年和中小学生，宗旨是启发引导他们树立新思想。发刊词中写道：“本志同人皆今日学生，或两年前曾为学生者；对于今日一般同学，当然怀极厚之同情，挟无量之希望。”希望海内同学“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一时间，北大拥有两个备受关注的进步刊物。《新潮》的稿件除了学生自己撰写，《新青年》的大师主笔们也踊跃供稿。李大钊的《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青年厌世自杀问题》等文章，鲁迅的小说《明天》，王星拱的《科学的真实是客观的不是？》《物和我》等力作在《新潮》刊发后产生重大影响。《新潮》呼应《新青年》，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学，介绍国外先进思潮，成为当时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新秀。胡适赞赏：“《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
《新潮》还刊发一些关于家庭、民主、社会改造等问题的文章。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大胆宣称：“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还有一些文章主张当时“骇人听闻”的妇女解放，号召在封建思想长期禁锢下的妇女“应知道自己是个‘人’，所以要把能力充分发展，做凡是‘人’当做的事”。《新潮》还发表了傅斯年的《万恶之原》等观点偏激的文章，傅斯年认为“独身主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业的根本”。这些都对封建道德产生了巨大冲击。
《新潮》在文学形式方面，使用新式标点，为白话文的发展推波助澜，备受社会各界读者的推崇。第一期出版不到一个月，竟加印三次，销量达到万余册。即便如此，仍然供不应求，每天收到很多来信要求重印。
很多学生看过杂志后，借给同学看，寄给朋友看，送给兄弟姐妹看。这时，周围也出现了一些异样的声音。杂志受到北大部分保守派教授和学生的攻击、谩骂，北大红楼二层的教员休息室成了激辩的场所。有位“文通先生”更是直截了当，拿着几本《新潮》和《新青年》，送给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还在刊物上写了“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等评语，怂恿他处置北大校长、进步教授和青年学生。更有甚者，几家报社记者以咒骂《新潮》作为他们的主业。
（三）
新潮社在爱国主义运动中更是勇立潮头。1919年5月4日上午10点，罗家伦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大红楼新潮社，准备和同学们一起去天安门广场。这时，同学狄福鼎推门而入，焦急地对他说：“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北大起草，你来执笔吧。”
罗家伦欣然接受，略加思考后，站在一张长桌旁，奋笔疾书，很快写就《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宣言写成，立即交李辛白印刷，原计划印5万份，到下午1点，才印了2万份，随即拿到街头散发。罗家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却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
新潮社的成员都是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五四运动后，傅斯年、罗家伦等骨干纷纷出国留学，《新潮》断断续续共出版3卷12期，1922年3月终刊。
往事悠悠已成过往，红色印记不可淡忘。如今，北大红楼新潮社旧址往日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墙上，挂着蔡元培校长手书的“新潮”二字；四周墙边，放着用竹竿挑起的条幅和标语；长条桌上，放着笔筒、墨盒、水壶，笔筒里放着毛笔和剪刀，一幅“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的标语异常醒目……所有这些，既是那段激情岁月的真实写照，更是激励新时代青年学子再造辉煌的精神食粮。
（本文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楼旧址群故事》，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