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秘密到达上海，与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联系，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征得陈独秀、李大钊同意后，李达写信给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地和旅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要求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6月的一天，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员正在西城劈柴胡同（今辟才胡同）一个院子里办暑期补习学校，为准备报考大学的学生补课，突然收到了上海方面的来信。

教中文的邓中夏、教英文的刘仁静和教数理的张国焘等几个人聚在一起，传看这封不寻常的来信——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发来的邀请信，请北京派两名代表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派谁去上海出席会议呢？时间紧迫，征求李大钊意见后，张国焘、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李梅羮等人商量，决定在补习学校开会，推选参会代表。

李大钊作为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领导核心，理所当然最有资格参加中共一大。然而，身为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的李大钊，当时正带领北京国立专科以上八校教职员开展“索薪斗争”，向北洋军阀政府索要拖欠了数月的教职员薪金。他经常出席和主持各种会议，活动异常密集。特别是“索薪斗争”遇挫，教职员民主运动的负责人马叙伦遭军警暴力受伤后，“铁肩担道义”的李大钊责无旁贷，实在无法抽身赴会。

既然李大钊不能参加会议，那么推选哪两位代表呢？十几名党员讨论再三，选派张国焘大家没有异议，他是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3名成员之一，多次往来于上海和北京，担任“南陈北李”联络人。因此，在李大钊难以出席的情况下他被推选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

而年仅19岁的刘仁静被选中，连他本人都没想到。据他回忆：“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虽然年纪较小，但刘仁静有着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是有名的“舌战理论家”，博闻强记，经典语句张口即来，人称“小马克思”。另外，他英语水平很高，方便和共产国际代表交流。考虑到这些因素，大家都同意他当代表。

（二）

被推选为中共一大代表后，张国焘先行到达上海，入住博文女校宿舍，开始参与筹备党的成立大会。当时，李达和李汉俊对于以“钦差大臣”自居、喜欢指手画脚的马林很是反感，合作很不顺畅。眼看会议就要召开了，筹备工作却因双方不能达成一致而进展缓慢。张国焘到达后，就扮演起中间人角色。他拜访马林时，虽然也感觉马林身上有一种“优越感”，但觉得还算客气，两人讨论了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情况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首次沟通比较顺利。之后，他努力缓和李达、李汉俊与马林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家在马林的指导协助下，紧锣密鼓地投入会议的筹备工作。

1921年7月23日晚8点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家，来自上海、北京、汉口、长沙、济南、广州及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13人，围坐在一层饭厅长方形的餐桌旁，秘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陈独秀由于当时在广州主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也未能参加一大。由于“南陈北李”双双缺席，考虑到张国焘会前的各种表现，代表们提议由他主持会议。会议指定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员，刘仁静担任翻译。

会上，北京代表做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汇报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的活动和计划，既谈了成绩和经验，也谈了不足之处。其他各地代表也对本地党组织情况进行了报告。

会议推选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在参考资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3人两天两夜几乎没有合眼，终于完成了起草任务。

代表们认真讨论草拟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和会议决议，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但在党的现阶段斗争目标和策略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上海代表李汉俊提出，应在国内成立研究机构，并应先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革命成功后可以参加议会。北京代表刘仁静则针锋相对，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该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而应信仰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他整段整段引用马克思原著，一字一句，慷慨激昂。最后，多数代表赞成北京代表的主张，即大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并将其写入通过的文件中。

虽然和李汉俊意见不同，但在后来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中，刘仁静依然投了李汉俊一票。

（三）

7月30日晚，会议正在进行中，一名陌生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男子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说了句“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便匆忙离开。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密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迅速撤离会场。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就包围了会场。他们蜂拥而入，搜查盘问了好久，结果一无所获。原来，马林早就被法租界当局盯上了。

那么，究竟到哪里开会呢？张国焘提出到杭州西湖。李达夫人王会悟则认为，到杭州开会风险性较大，便建议：“我的家乡在嘉兴，嘉兴有南湖，有游船，可以到嘉兴去开会。”这一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赞同。

于是，代表们分批从上海北站乘火车抵达嘉兴，在南湖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由小拖梢船接到提前雇好的一艘游船上。

碧波荡漾的南湖上，烟雨楼下的柳堤旁，悄然游弋着这艘红色的画船。上午 11 点左右，会议在中舱正式开始，为了掩人耳目，桌子上还摆放着麻将牌。

在这艘游船上，代表们完成了最后一天的会议议程。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选举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组成的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

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和出席中共一大的北京代表，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本文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楼旧址群故事》，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