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两巨人，

纷传北李与南陈。

孤松独秀如椽笔，

日月双星照古今。

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盛传的一首嵌名诗，诗中“北李”指的是李大钊，笔名孤松，“南陈”则指陈独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热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筹建党的早期组织，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一）

1914年11月的一天，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李大钊翻看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被一篇署名“独秀”、题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所吸引。这时陈独秀也在日本留学，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呜呼！”李大钊觉得文章思想深邃，结构严谨，文笔洗练，通篇充满了对黑暗中国的强烈愤懑和沉重忧患，但也流露出一些悲观情绪，于是挥笔写下《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呼吁国人不要放弃爱国信念，“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

1915年夏天，陈独秀怀着一腔热血回到祖国，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引燃了新文化运动的烽火。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渐加深，国内的形势也越发严峻。翌年5月，尚未毕业的李大钊为反帝讨袁毅然回到祖国，担任北京《晨钟报》主编，刊发了大量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文章，一刊一报遥相呼应。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以后，为了整顿校风、延揽人才，相继聘请陈独秀、李大钊入职北大，一个担任文科学长，一个担任图书馆主任。共事期间，陈独秀“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二人接触频繁。与陈独秀一同北上的还有《新青年》编辑部，李大钊积极撰稿，发表《青春》等文章，《新青年》成了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后来他们还共同创办《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将思想文化斗争与现实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推动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给李大钊带来思想上的巨大震撼。经过深入研究和思考，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热情讴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此时，李大钊已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通过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局势，深刻认识到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只是一句空话。他在对俄国十月革命重新审视后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1919年4月，《每周评论》还选登了《共产党宣言》。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的大力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二）

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遭到反动军阀政府残酷镇压，近千名学生被捕入狱。为揭露反动军阀政府的罪恶行径和营救被捕学生，1919年6月9日晚，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提出5项要求：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宣言起草后，按李大钊建议，当晚送到嵩祝寺旁边的一个专为北京大学印制讲义的小印刷厂秘密印刷。

陈独秀想试探一下市民对宣言的反应，就和高一涵等来到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散发传单。看着人们争相阅读，陈独秀很受鼓舞。6月11日晚，陈独秀等人前往香厂路新世界商场五层，拿出传单往下扔，只见5层屋顶花园走出一个人来，向他索要传单。陈独秀从口袋里摸出一张递过去，那人看，马上说：“就是这个。”话音刚落，早已埋伏好的密探冲上去将陈独秀逮捕，押往警署。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引起全国震惊，社会各界纷纷发电、致函，强烈要求释放他。李大钊积极参与营救，不仅发表《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一文，表达对陈独秀的敬意，还通过《每周评论》向外界披露当局的暴行，营造强大的社会舆论。迫于社会各方面压力，9月16日，陈独秀获释。为欢迎陈独秀出狱，李大钊特别创作了《欢迎独秀出狱》的新诗3首，其中一首写道：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

（三）

陈独秀虽然出狱了，但反动军阀政府对他一直盯得很紧，严令他“不得擅自离京”。为了宣传救国救民的主张，陈独秀不顾禁令，于1920年1月底离开北京到上海筹办西南大学，并转道武汉发表演讲，2月7日晚乘车北归。京师警察厅早已在他家附近布好了军警，陈独秀意识到危险几次躲藏，后找到李大钊商议对策，李大钊决定送他出京，先由唐山到天津，再中转去上海。

这年2月，一个寒风凛冽的凌晨，一辆带篷的骡车，从朝阳门急匆匆驶出。车上坐着两个人，车篷里的一位，头戴毡帽，身穿棉袍，看上去像个掌柜；坐在车篷前端的这位，脸庞微胖，八字胡须，戴着宽边眼镜，像个账房先生。掌柜模样的就是陈独秀，账房先生模样的则是李大钊。一路上风尘仆仆，他们在篷车上就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事宜进行深入交流，由此留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李大钊送陈独秀离京具体时间尚无确论。但据北洋政府密探一份汇报材料记载：“查于二月九日下午一时，见陈独秀乘人力车出门”；此外，2月14日，陈独秀在致函警察总监吴炳湘的信中写道：“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由此，可以推测出陈独秀离京的大概时间。

陈独秀和李大钊分手后，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紧锣密鼓地筹备党的创建工作。

1920年3月，李大钊等人在北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研究会积极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理论、思想及组织上的准备。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后，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程。6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陈独秀寓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就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写信向李大钊征求意见说，在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叫社会党；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现在他们都退出了，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李大钊经过慎重考虑，建议将党的名称定为“共产党”，陈独秀采纳了他的建议。

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通过张国焘将上海的情况告李大钊，“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京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随后回复：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由此形成以北京和上海两地遥相呼应的建党之势。

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全国各地及海外进步知识分子群起响应，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及旅日、旅法等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立，使得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共一大召开创造了先决条件。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本文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楼旧址群故事》，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