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12月，最高检决定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辽宁、深圳、青岛七地设立检察机关证券期货犯罪办案基地，以相对集中办案积累实战经验。2019年初，经北京市检察院决定，由市检三分院集中管辖全市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并承担北京办案基地的建设任务。为进一步推动办案基地与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充分融合，拓展法治宣传途径，推树法治宣传品牌，京检君精心推出“券事检语”专栏。专栏作为办案基地普法宣传工作的重要窗口，通过强化“办案+”检察理念，打造专业惩防、精准调研、高质培训、综治预防四位一体的优质检察品牌。专栏由办案基地供稿，内容包括经典案例、法规驿站、券事讲堂、热点解读等主题，第一时间推送办案基地建设动态，第一视角解读证券期货专业法律知识。

两高《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第2、3项分别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与内幕信息知情人之间联系的角度建立了两条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推定规则。一者着眼于行为人与内幕信息知情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包括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员两类；二者着眼于行为人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发生的行为关联，即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知情人接触、联络，使其产生了客观上获知内幕信息的机会。上述两种情形再结合异常交易行为，则可以推定行为人从内幕信息知情人处非法获取了内幕信息。

对于推定规则的理解适用

应当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一）

该推定规则只局限于知情人向行为人的一手传递，并不能用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向行为人的二手或以上传递。换言之，如果已有直接证据证明甲是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则当乙具有异常交易情形时，除非有直接证据证明甲向乙传递了内幕信息，否则不能通过二人之间具有特定的身份关系或者存在接触、联络行为，而推定乙非法获取了内幕信息。可以发现，基于身份关系的推定，使得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具有了“准知情人”的地位，他们也像知情人那样，基于身份而被原则上禁止利用内幕信息从事交易，除非其异常交易具有合理理由或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正当信息来源。相比知情人的认定，这类“准知情人”的证明责任通过推定规则的运用发生了部分转移。

那么，为什么推定规则只限于内幕信息的一手传递？本推定能否作为间接证明的一般方法，对于二手以上传递也依据异常交易、身份或接触联络行为的外观综合认定行为人非法获取了内幕信息？我们认为，之所以司法解释仅将一手传递作为推定规则予以确认，原因就在于一手传递情形下行为人应当知道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身份，对所获取的内幕信息的来源具有明确的认知，而在二手以上传递情形中，行为人获取内幕信息的直接来源是另一个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知道内幕信息的来源存疑，无法达到推定其知悉的程度，所以也无法继续仅以异常交易和非法获取人身份的事实来推定行为人从上一手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手中非法获取了内幕信息。相反，如果能够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或应当知道其从非法获取人处取得的内幕信息来源于某位内幕信息知情人，则应当能够认定行为人构成非法获取内幕信息。所以，非法获取认定的关键不在于主动获取还是被动获取，也不在于信息传递的层级，而在于对获取内幕信息行为人主观因素的判断。司法解释将推定规则限定于一手传递情形，正是暗含了对于行为人主观要素的评价。

（二）

《解释》中并没有明确对于关系密切的人其范围如何界定，实践中亦缺乏统一的实质认定标准。结合前述，我们认为这种关系密切的程度应当足以使得对方能够认识到知情人的身份，即明知向其泄露内幕信息的人与某上市公司有关联，且基于这种关联而获取了内幕信息。另外一个问题是，关系密切的人员能否突破内幕信息传递链条的约束？如甲是内幕信息知情人，甲乙是夫妻，丙丁是夫妻，丙和乙是同胞姐妹，内幕信息传递的链条是甲乙丙丁依次传递，如果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该传递链条，甲与丁事实上没有任何接触联络的机会（基本否定了甲直接向丁传递内幕信息的可能性），能否以丁是甲的关系密切人员适用推定规则？对此，仍应当具体分析丁能否认识到甲的身份，否则不宜认定为关系密切人员。

（三）

如何评价两条推定规则与第（一）项规定的非法获取手段之间的关系？二者虽同属非法获取人的判断规则，但似乎并没有揭示关于非法获取的实质认定标准，甚至在被动获取问题上还存在表层逻辑冲突。但是当试图为二者寻找一种自洽的解释时，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内幕信息传递链条以及行为人主观上能否认识到知情人身份，是贯穿其中的主线，特别是推定规则始终强调与知情人的关系，也提示我们对第（一）项非法获取的理解要从行为人与知情人之间联系的角度去把握。

本期内容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