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解放前上海大昌米厂前大批等待买米的市民。

经济+军事，打赢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

上海解放前，由于国民党管理混乱，滥发金圆券和法币，造成了上海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大幅上涨，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和经济稳定。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的周而复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假如你进饭店吃饭，第一碗饭是一种价格，等你吃第二碗饭的时候又是一种价格，因为涨价了。当时坊间还流传着“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的说法。

作为中财委主任的陈云自然担负起治理通货膨胀打击投机的重任。陈云认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政经济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因此，上海经济问题必须解决。

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投机势力的发源地。当时的上海，除通货膨胀严重外，以投机为生者达20万人，投机活动达到疯狂的程度。社会上流传着“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之说。1949年5月上旬，邓小平在给毛泽东《关于渡江情况的报告》的电报中，就对进入上海后可能遇到的金融问题提出了预见，认为：“当前最复杂的问题是金融，估计伪金圆券问题已不严重，人民券发行尚属顺利，筹码暂时勉强够用。今后主要是对付银元（已有专门指示）和反对敌人、奸商投机捣乱的斗争。”因此，投机者的存在对于新上海的建设和发展是一大隐患。抑制通货膨胀，打击投机倒把，成为人民政权面临的最大考验。

▲图片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陈云。

１.查封投机大本营，打赢“银元之战”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军管会颁发了《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指出：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流通，同时，以人民币1元收兑金圆券10万元。投机者趁人民币立足未稳之际，进行银元投机，市面上出现了一大批“银牛”（贩卖银元的贩子）。当时，人民银行规定的银元与人民币比价为1块银元换100元人民币，但是6月3日涨到1：720，4日竟狂涨到1：1100。黄金每两从39100元猛涨到11万元之多。物价飞涨，人心动荡，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生活，而且严重损害了人民币的权威和信用。南京路上的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公然使用银元标价，其他一些商店也拒收人民币。十多天的时间，人民币都无法进入上海。一些投机分子还口出狂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打击银元投机势力成为上海新政府巩固新生政权，维护人民币权威的迫切任务。

6月4日，华东财委向中央报告上海银元情况，并提出发动舆论攻势、抛售银元、禁止银元流通、严惩银元贩子、举办折实存款、抛售各种实物等六项措施打击银元投机，使人民币占领阵地。5日，全市举行了“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和宣传。陈毅在全市集会上亦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但效果甚微。7日，银元人民币兑换比率涨到1：1800。在警告无果的情况下，当日晚，陈毅、邓小平等参加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决定采取军事手段，查封银元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取缔银元、黄金、美钞的非法流通和投机活动。陈毅在会上强调：“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打就一网打尽。”陈毅用电话向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12个小时后，毛泽东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

远在北京的陈云不断收到银元投机猖獗的电报。在获悉华东局即将采取军事手段后，为配合上海市军管会的行动，强有力打击投机资本，稳定金融物价，陈云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提出“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建议以强硬手段打击投机势力。得到毛泽东赞同并接到陈云主持起草的《指示》后，10日，上海市军管会采用军事手段，重拳出击，查封了证券交易所大楼，逮捕了200多名银元投机操纵者。上海市军管会在同旧经济势力的“银元之战”交锋中取得胜利，为日后经济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开端。此后一星期，上海银元价格下跌了50％，物价下跌了8％。从此人民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２.运用经济原理，赢得“两白一黑”战役

“银元之战”的胜利并没有遏制住投机者的嚣张气焰，物价稳定仅十几天后，投机者由银元投机转向“两白一黑”即棉纱、大米和煤炭的投机，很快物价开始波动，引发了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1949年7月底到10月中旬，不到三个月时间，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1.5倍，北京、天津上涨了1.8倍。有人放言：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当时上海的存粮只有8000万斤，仅够市民20多天的口粮。如何解决“两白一黑”问题，成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明确指出，解决上海问题必须从全局出发，由中财委统一调拨全国物资，支援上海，打赢这场经济仗。尤其对于粮食，陈云主张从东北、华中、华东三个地区调粮到上海；各地开放粮运，让粮食自由流通，以维持上海的供应。按照党中央要求，8月，陈云在上海同饶漱石、陈毅以及民建负责人、产业界200人、机器工业代表、银钱业代表、纺织业代表及卷烟、化工、西药等行业的代表，就公债问题以及经济建设交流座谈，统一思想。11月12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了关于制止物价猛涨问题给各地财委的电报。当天深夜，电报送到周恩来案头。周恩来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毛泽东看后立刻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就此，一场有组织、有步骤的制止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立刻在全国打响。

最初，投机势力以为共产党没有足够的物资力量与他们较量，于是不惜血本，调动所有资金疯狂吃进物资，甚至出现以日计息的高利贷，每天利息高达20％以上。

为保证上海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陈云立即从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调拨、抢运大米、高粱等粮食。对于调粮，陈云非常坚决，“谁阻止调粮，就砍谁的头”。11月25日，物价涨势渐趋稳定，陈云一声令下，全国统一行动，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采取统一步骤，敞开抛售“两白一黑”等紧俏物资。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陈毅则收紧银根，将全国调配来的2.8万吨棉纱、100多万匹布，及大量的粮食、煤炭连续十多天低价抛售。上海投机商们见大事不妙，赶紧抛售自己手中的粮食、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粮食、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一半，投机商血本无归。

陈云乘胜追击，紧接着又出台了三条狠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第二，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缴，迟缴一天，就得罚应税金额的3％。三条措施一出，上海许多资本家纷纷破产，而且连带许多私营钱庄也因此大量倒闭。仅十多天的时间，人民政府大获全胜，不法投机资本从此一蹶不振。

到1950年3月，全国物价基本趋于平稳。当时上海有位大资本家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运用经济原理击垮投机势力，平稳市场，陈云、陈毅等共产党人用经济智慧再一次向世人证明共产党创造奇迹的能力。

著名金融家、时任中财委顾问的章乃器十分叹服陈云在反击投机势力时的时机拿捏：“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却是那样的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实际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则评价，这场经济战是没有硝烟的战斗，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作者：陈云纪念馆中级馆员 · 郭金雨

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

制作：香山革命纪念馆网络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