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亦武：北魏太武帝法难和北周法难，统治阶级要打压佛教，把佛经和佛像都烧了。没了佛经后世怎么办呢？作为僧人来讲，南岳二祖慧思大师就有一个使命感：我要刻经，我要把它藏起来。

为什么要刻在石头上？这附近就有汉白玉的矿藏和艾叶青的矿藏，坚硬耐久的石材，可以流传久远。慧思生在战乱时代，他没有能够刻经。到了隋朝统治者对佛教是非常的重视，他的弟子静琬秉承他的遗训，在石经山刻经。

杨亦武：浴佛节，成千上万的百姓信众都聚集在石经山，大家出于信仰的需要，义务地从山下把石头搬上来。静琬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才得以刻经。

杨亦武：大业元年先修了通济渠，从洛阳一直到淮河流域，大业四年又修了永济渠，从洛阳到涿郡，也就是到现在的北京这一段。大运河的北起点并不在通州，在现在法源寺的东南一带。

大业七年，大运河，隋炀帝坐着龙舟，从江都也就是从扬州出发一直到涿郡城下，萧后和内史侍郎萧瑀听说静琬刻经盛事，所以特意到这里，萧后施绢千匹，萧瑀施绢五百匹，然后朝野闻之争共施舍。

如果没有大运河的修建，隋炀帝很难带着妃子长驱两千公里，到这儿来。正是因为有萧后和隋朝野的支持，他的刻经事业才得以延续和光大。

杨亦武：他的弟子一代一代相传，传下去。静琬贞观十三年去世后，因为石经没有刻完，夙愿没能实现，他不能下葬，所以把盛着他骨灰的石函就放在石经山上了。到了辽代晚期，通理大师刻石经的时候，他发现了先师静琬的骨函，就把他下葬了，建了这座塔，这就是开山琬公塔。

王晓宁：石刻佛教大藏经，我们称为房山石经，从隋大业年间公元605年开始镌刻,历经隋、唐、辽、金、元、明6个朝代，1039年，一直到明末1644年才结束，共刻佛经1122部、3572卷、14278块，如果把这些石经平铺起来，它的长度能达到25华里，可以说是一项名副其实的千年工程。

王晓宁：从1956年开始对房山石经进行考古调查。当时所有的石经都拓印过，而且已经出书了。山上的石经拓印完了之后把所有石经又回藏到原来的藏经洞里，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就回藏到了恒温恒湿完全密闭的一个地宫里边，这个地宫是在原来出土石经的原址上建立起来的。

王晓宁：房山石经上面有佛经3500多万字，专家考证过，没有一个错字，没有一个漏字。房山石经的底本非常珍贵，比如说《契丹藏》，在佛教史学家眼中是梦幻般的一部大藏经，很珍贵，但内容是什么并不知道。后来1976年山西应县木塔下边发现了《契丹藏》的木刻残卷，跟我们的石经一对照才发现云居寺的石经是整部的《契丹藏》，所以说它使失传已久的《契丹藏》得以重现人间。

杨亦武：比如说幽州当时捐资刻经的人有米行、油行还有丝绸行，也反映出当时商业的繁荣。有的时候一个整个的商业行会形成一个支持佛经的邑会，定期要拿出一些钱来支持刻经，刻经的时候往往在上面写着米行什么社什么邑捐了经多少，是谁捐的。这样来讲，我们仿佛回到了一千三四百年前的北京，北京史再也不是抽象的文字了，它是能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生动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