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音乐会”这个主题、这个概念，今已融入大众的文化生活。作为早期北京新年音乐会的见证者和亲历者，笔者愿以首届北京新年音乐会为核，做一个简括的乐事回顾。

北京音乐厅首开先河

音乐爱好者大都记得，中央电视台自1987年起，开始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我们从电视转播中认识了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认识了维也纳爱乐乐团，认识了每年不重复的多位指挥大师，也认识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绝不夸张地说，中国人对金厅的感情最深，金厅是国人心目中地位最高的音乐殿堂。

受其影响，中国的音乐家、音乐院团乃至演出机构，都幻想着办出与之呼应的北京新年音乐会。勇敢而大胆地迈出第一步的是当时年仅28岁的青年指挥余隆和中央歌剧院（时称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此前，余隆在德国深造数年，学的是指挥，而去德国之前，他在上海音乐学院求学时，是从打击乐转为指挥专业的。国外学成归来，谋求发展，他拜了歌剧院乐队的打击乐首席，后成为乐团团长的金纪广为师，策划了一台维也纳模式的北京新年音乐会。这个方案立刻得到了中央歌剧院时任院长、作曲家王世光的全力支持，还得到了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强有力的经济支持。1992年1月1日、2日，开先河的“北京新年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

我当时在《中国文化报》当记者，四处忙活，没有提早注意到歌剧院这个出乎寻常的动作。元旦当晚，王世光给我电话，说剧院办了一台新年音乐会，请了国外回来的年轻指挥，给剧院带来了一股清新的艺术气息，要我一定来看看，最好再对指挥做个采访。应邀而至，我看了2日的音乐会，隔日，采访了余隆。之后，连续两年，余隆继续指挥了歌剧院的北京新年音乐会，除了音乐厅，还在国贸大厅演出一场。那个场地要临时布置，剧院的舞美队派上了用场，演出时的环境之辉煌气象，置身其间颇有振奋之感。旋律优美的《蝙蝠》序曲是必不可少的，《卡门》中斗牛的大进行曲是乐队与合唱队的融合，更激动人心。演至终曲，余隆都会找一个拍点蹦起来，然后落地收拍。想必马上就到60岁的他，如今已经有心无力去蹦了吧。

我离开报社后，在北京音乐厅工作了三年。那时，新年音乐会已经四起，歌剧院之外，到音乐厅来办新年音乐会的第二家似乎是北京交响乐团。由于歌剧院与音乐厅的合作时间长，早早预订了最佳演出时间，“北交”的新年音乐会只好提前到12月末演出。即便是这样，也照样轰动。站在经营音乐厅的角度，总经理钱程和我都发现，这个时段的观众（市场）需求量很大，远远超过其他节假日，更不要说一般的周末了。只要有“新年音乐会”这几个字，很多人几乎不问演出单位和曲目，掏钱就买，票房早早就没票可卖了。没买到票的人，数量依然超常。钱程说：“加演，一定要加演！”我们迅速联系可以演出的院团，从专业的到业余的，从交响乐团到民乐团、合唱团，凑了7场，统称“新年音乐会系列”。音乐厅不收场租，票房分账，负责宣传，创造了一个奇迹，也让旁观的同行很是羡慕。

与余隆熟悉之后，我们一起策划了几个音乐活动，无一例外地都没有做成，现在想来，仍觉可惜。如：拟在音乐厅举办圣诞音乐会，连他手写的曲目单我都还留着；拟在天安门广场和卢沟桥举办纪念抗战胜利的大型音乐会，但因报批手续问题而搁浅；创作歌剧《上海犹太人》，约请郑天玮（当时已由演员转为编剧）写剧本，郭文景作曲，斯皮尔伯格导演，余隆指挥，蒋力制作人。除斯皮尔伯格之外，其他人已凑到一起开始工作，郑天玮的剧本完成后，还幸运地得到了前辈音乐家贺绿汀先生的题签。合作未成，余隆转至组建中国爱乐乐团，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这些年，他指挥的“爱乐”新年音乐会，与保利院线结合，走到了多个城市，由中央电视台直播，影响不小。

在人民大会堂办新年音乐会

1996年夏，我调入中央歌剧院，担任演出处处长。沈春友出现了。他是北京市演出公司的总经理。当时的“北演”，在西单新文化街一带办公，还没冠上“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我所在的歌剧院是文化部直属院团，“北演”在市文化局名下，平常打交道的机会不多。老沈约我吃饭，晓之以理，说现在的新年音乐会，是个团就敢办，有点杂乱无序，而市里提了要求：北京市一定要办一台权威的、专业的、有特色的、高规格的新年音乐会。演出地点已经确定在人民大会堂，演出阵容一定要是最强最佳的组合。经协商，确定了参演单位：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交响乐团和合唱团、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指挥严良堃、谭利华。

这大概是10月的事。我向剧院领导汇报后，很快就签了合同，汇来了演出订金。之后我们又开过几次协调会，其中两次我印象很深。一次是请了两位艺术顾问——李德伦、吴祖强及北京交响乐团掌门人谭利华到场，他们都很认真地谈了一些想法（主要针对曲目）。沈总也汇报了初步拟定的曲目和独唱、独奏人选。在曲目的选定上，我提了个想法，能否约请作曲家，写一首器乐曲《北京颂》，这次首演，以后年年演。老先生觉得有道理，点了头。谭兄笑道：“一看你这想法就是受了《芬兰颂》的影响，固然不错，但现在委约，恐怕来不及了。”另一个问题是作曲的人选，这个大概一时统一不了认识。

另一次是时任市文化局局长张和平来听筹备汇报。他听得很认真，听完才指出汇报中的若干漏洞，比如，要印在节目单上的“新年贺辞”，他说：“怎么能写成‘词’呢？太大意了，没文化嘛，一定要马上改过来！”

我保存了一份指挥家李德伦题写会签的节目单，不在手边，不敢凭记忆擅自摘录内容，特意给谭兄打了电话。他也没找到节目单，但翻出了当年的笔记本，拍了照片给我。上面记的是：“祖国颂，东方有个中国，蝙蝠序曲，安娜波尔卡，春之声——么红，梁祝——吕思清，坎迪德序曲，黄河——石叔诚，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严良堃。”谭兄的手迹，曲目没有书名号，我照录，以证其真。

而后我又微信求助张树荣，他从“北演”给拍了音乐会节目单的照片，他是这台音乐会的策划人之一，节目单上没有署名。主持人是余声。据此可补充的是，么红之外，还有几位歌唱家担任领唱，他们是：王霞、马梅、王蕾、林金元、黄越峰、丁毅、宋学伟。全部出自中央歌剧院。

节目单上的“新年致辞”如下：“用音乐点缀您美好的节日生活。让旋律伴随您度过难忘的良宵。新年音乐会将以雄浑、优美的乐章，把您带入不平凡1997年。”

一个重要品牌自此诞生

1996年12月31日下午，全体演员到人民大会堂集合、走台，其实就是惟一的一次全体排练。

按合同规定，演出之前，“北演”要把演出费全部拨给我们。我催过沈总两次，他说没问题，但一直没见钱到。在人民大会堂，我又追问了一次，沈总说：“演出完了再结。”走台结束后，歌剧院副院长康健在侧台背着手对我说：“演出费，你得盯着啊，演出前拿不到的话，我们怎么演？你这处长还当不当？”此话分量很重，我也知道以往歌剧院在类似的合作中吃过哑巴亏，所以马上找到沈总，拉下脸来再提此事。沈总沉吟片刻，回头跟身后的一个人说：“歌剧院的钱，给他吧。”那个人带的是现金，装在一个提包里，又没有连提包一并给我的意思。我正犯愁怎么接手，歌剧院的另一位副院长王毓民在我身后冒了出来。他连说着“给我给我”，接过了一沓沓成捆儿的钞票。他的提包居然没有装下，最后两沓，他直接揣到了西装上衣的内兜。康健这时也站到了旁边。沈总对我们说：“合作成功！预祝演出成功！”两位副院长也不约而同地回答：“演出成功！”我知道，双方的话虽然简单、重复，却都有不同内涵的潜台词。

现在的人民大会堂已经很少接待商业演出；即便有，最多开放两层。而首届北京新年音乐会，连三层的票都卖光了。名目、时间、地点、阵容，样样都有噱头，不受欢迎就怪了。

那天音乐会开始后，我立刻转入舞台监督的角色。偷眼看着严老爷子和谭兄在指挥台上风格不一的挥洒，看着独唱、独奏演员上来下去，看着舞台上特意加装的返音板，听着联合乐队非同一般的大动静，心里很是满足。

音乐会后，观众向后退场，或依依不舍地站在原地不动。只见一女子向台口走来，是郑天玮。她朝我喊道：“成功啊！咱们找个地方去庆祝一下吧！”叫上了现场遇见的戏曲理论家马也，我们三人一起步出大会堂。哦，下雪了，地上的雪已经很厚了，却还没有止意，抬起头来，就有雪花贴上了热脸。找了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我们聊了一个通宵，在聊天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北京新年音乐会，自创办起，就定下了宗旨：“国际水准，中国气派，北京特色，节日气氛；名家，名团，名曲。”践行此宗旨时间最长的指挥家是谭利华，时间最长的乐团是“北交”，这都是不该忘记的。

若干年后，一本名为《天翼》的杂志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新年音乐会之路》的文章，开篇写道：“1996年12月31日晚，指挥家谭利华带着一腔的热情，又带着些许未知的问号，走进了中国最庄严的礼堂——人民大会堂，以他的指挥棒开启了中国音乐艺术界的一个重要品牌——北京新年音乐会。之前没有人能确定，在这个并非专业音乐厅的演出场地（其实主要是开会场地），举办交响音乐会的效果如何，是否真的会受到大众的欢迎。”配在文章前面的是两代指挥名家严良堃和谭利华携手向观众致意的合影。看着这照片，当年的场景，瞬间浮现、复现于眼前。

蒋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