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是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的题为《朋友》（后改作《蝴蝶》）的白话小诗。一时间，褒贬如潮，争鸣四起，在新文化运动浪潮中荡起阵阵涟漪。

（一）

这首仅有40字的白话小诗，褒者称它为“新诗的革命”“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诗”；贬者斥之既无平仄又无典故，“非圣无法，罪大恶极”。一首白话诗，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

文言文讲究引经据典、骈俪对仗，被历代文人士子视为“高雅”语言，直至晚清，都是官方文书、学校教材、报纸杂志的基本文体。与文言文相比，白话文通俗易懂，易于平民大众接受。

近代以来，屡遭列强欺辱的惨痛经历，让有识之士深感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紧迫。而文言文难以承担起“西学东渐”的使命。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开始琢磨文学革命的事情。他认为思想启蒙要先从好好说话开始，给文字“放足”：“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博士时，他思考得更加深入。本想写文章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子，但朋友反对，他“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写成的文章标题称《文学改良刍议》。文章写好后，他寄给《新青年》编辑部，于1917年1月发表在第2卷第5号上，同年3月被《留美学生季报》春季第1号转载，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文学改良刍议》发出了文学革命的先声。文中大力倡导白话文学，提出“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白话新诗《蝴蝶》就是体现胡适文学改良思想的试验成果，语言自然、朴素、口语化、不拘平仄，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

真正鲜明举起文学革命大旗的，是《新青年》主编、刚刚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1917年2月，他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这篇气势磅礴的战斗檄文。

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将胡适称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宣称“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并提出三大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古文、八股、桐城派、骈体文、西江派的弊病，将“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斥为“十八妖魔”。他设问：“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誓言“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读到胡适、陈独秀接连在《新青年》发表的这两篇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北大校长蔡元培颇为赞赏。这时他正准备聘请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学者到北大任教，于是他找到陈独秀，了解胡适的情况，陈独秀自然是大力推荐。“那就把适之请来吧！”蔡元培给大洋彼岸的胡适发去聘书。

1917年9月，胡适来到北京。在老字号餐馆六味斋，50岁的蔡元培为26岁的胡适设宴接风，共商办学大计。胡适正式出任北大文科教授，主讲中国哲学。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均属兔，被戏称为北大的“三只兔子”，他们都憋着一股劲儿，要在北大搞出影响全国的动静来。

文学革命的旗帜一经打出，立即得到一批进步教授、学者的积极响应。北大教授钱玄同是位古文字大家，深谙文言文弊病，成为力挺白话文的又一位急先锋。他致信陈独秀：“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也是古文功底深厚的知名学者，他们站台支持白话文，给陈独秀、胡适以莫大的鼓励。外地的刘半农热情支持，1917年5月就在《新青年》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主张文章分段、加标点符号。同年夏，他被聘为北大国文教授。在老师的带动下，傅斯年、朱自清、俞平伯等一批北大青年学子投身到白话文动中。

以“疑古”著称的钱玄同倡议《新青年》编辑部同人，用白话作文、文章加标点符号、数字用阿拉伯数字、纪年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年、书写印刷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这些主张颇有创意，令人耳目一新，只是施行起来有快有慢。1918年1月，《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起，改为白话文、使用标点符号，在新闻出版界树起新的标杆。

（三）

《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及其实践，起初尚未与政治革命结合，社会反响并不大，编辑部同人不免有些失望和寂寞。怎样才能改变刊物孤军奋战的局面，扩大白话文的影响呢？编辑刘半农曾在上海做过剧团编剧，顿生一计。他与编辑同人钱玄同商量：可否演出“双簧”，你扮封建老学究，我扮文学革命者，咱们一正一反批驳一下顽固派。钱玄同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方法不厚道。非常之事只有采用非常手段！经不住刘半农软磨硬泡，钱玄同答应了。

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之反响》，用文言文形式，以封建文人的口气，洋洋洒洒数千字，尽数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指责他们“不要祖宗”。这篇文章后面，紧跟着的是刘半农近万言的回答，嬉笑怒骂，对“王敬轩”观点一一批驳。

这出“双簧”演得很出彩，反响很大。一名读者给《新青年》写信：“贵记者对于此间的谬论，驳的清楚，骂的爽快；尚且有糊涂的崇拜王敬轩者等出现，实在奇怪得很。愿你们再加努力，使这种人不再做梦。”

白话文的声势造出去了，还需要好作品来支撑。钱玄同轮值主编《新青年》第4卷第2号，“略检青年诸稿”，发现中意的不多。他想起东京求学时的同窗好友周树人，就前往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拜访。周树人兴趣在别处，先是推辞，但架不住老同学的紧追不舍，只好答应下来。4月，稿子终于来了，题目怪异，叫什么《狂人日记》；作者名字也没见过——鲁迅。文笔太犀利了：“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篇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开山之作，一发表就“震动了新文学界，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使鲁迅闻名全国并登上新文学领袖的地位”。

刚刚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热情支持白话文运动。《“今”》《新的！旧的！》两篇论文，都是用白话文写的，比他之前的文章通俗了很多。他殷切寄语《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路径，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害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就像在北京建造电车轨道，输运从前那些乘驼轿、骡车、人力车的人一般。”

李大钊也尝试用白话文写诗，1918年9月在《新青年》第5卷第3号发表的《山中即景》（二首）是一例。诗句清新朴实，赞美了家乡河北昌黎五峰山的风光。这首诗虽然用五言体式，但完全是口语化的，符合诗体解放的要求，具有初期白话文的特色。

山中即景

一

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

二

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

（四）

影响日益广泛的白话文，遭到旧派学者的激烈反对，甚至谩骂攻击。北大旧派学者黄侃“在他所编的《〈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经常在课堂上讥讽胡适。有一次，黄侃讲课中赞美文言文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

胡适则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有学生不服气，举出了“拍电报”的例子。胡适当场给同学们出题：有朋友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非常省钱；请同学们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哪个省钱。同学们纷纷拟稿，最后胡适挑出字数最少、意思完整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了，但还是太长，用白话文只需5个字：干不了，谢谢。

黄侃教授只是课堂上骂骂而已，而翻译家林纾自称“清室举人”，则恨不得要拼命。1919年2月17日，他在《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名曰《荆生》。其内容是：京师陶然亭的西厢，住着个叫荆生的人，“须眉伟然，知为健男子也”。有一天，陶然亭来了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从美洲新归、能哲学的狄莫（隐指胡适）。这三人饮酒歌呼、放言高论，抨击孔孟、诋毁伦常、攻击古文。就在这时，“伟丈夫”荆生出现了，他狠揍了田生、狄生，并痛骂他们简直是“人间之怪物”。他还致信蔡元培：“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林纾反对文学革命，骂新派人物为“蛮夷禽兽”，还幻想“伟丈夫”荆生出头收拾搞白话文运动的人。有人分析，他眼中的“荆生”就是他信奉的皖系军阀。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在《新青年》的带动下，仅一年多时间，白话文运动席卷全国，1919年，全国各地出现白话刊物4000多种。同年4月，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6名教授，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提交《国语统一进行方法》议案，提出汉语也要使用标点符号。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白话文为国语，并发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

1917年开始的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与白话之争，白话文争出了一片新天地。五四运动前后，广大青年解脱了刻板的古文排比、对仗的枷锁，用白话演讲和写文章，有力促进了新文化运动。

白话文运动不仅是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文学运动，更是传播民主科学思想的启蒙运动。

（本文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楼旧址群故事》，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