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的一天，几位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俄国人，在北京大学俄籍讲师柏烈伟引荐下，以俄文《生活报》记者的名义，走进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会晤李大钊。不过，他们的真实身份并不是记者，而是俄共（布）远东局派来的负有特殊使命的远方客人。

（一）

1919年3月，列宁领导创建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正式成立。此时的苏俄，外有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内有白匪军叛乱，处境异常艰难。

为取得东方邻国中国的支持，7月25日，苏俄政府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名义，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秘密条约”，把沙皇政府从中国掠夺的一切物归原主。这份宣言，赢得备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欺辱的中国人民的好感。

随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威连斯基、加蓬等人提交的在东亚民族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建议书，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俄共（布）远东局。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和助手季托夫、谢列布里亚夫、翻译杨明斋来到中国，主要任务是了解中国情况，与进步力量建立联系，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亚书记处。

4月，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经人引荐认识了俄籍北大俄文讲师柏烈伟和伊凡诺夫。

柏烈伟和伊凡诺夫两位“中国通”与维经斯基进行了长谈，从北京大学谈到李大钊，从《新青年》谈到陈独秀，从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谈到纷乱复杂的中国局势，使维经斯基加深了对中国共产主义活动情况的了解。

维经斯基决定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前往北大红楼拜访李大钊。

（二）

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维经斯基一行与李大钊进行会谈。体格强健、目光深邃的维经斯基，操一口发音不算纯正却流利的英语，着重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情况。李大钊谈了中国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工人斗争情况。双方就革命形势的看法和如何进一步推进革命运动达成共识。维经斯基提议，再找一部分进步学生进行座谈，李大钊欣然应允。

几天后的座谈，依然在图书馆主任室举行，五四运动学生骨干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李梅羹等参加。维经斯基先介绍了苏俄的现状，比如土地、耕畜、农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都不再是地主的私有财产，农民无偿分到了1.5亿公顷土地，工人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8小时，等等。这些新鲜生动的内容，引起了在座青年学生的兴趣和向往。他们还进一步询问了苏俄当前存在的困难，维经斯基一一回答，并介绍了战时共产主义尤其是余粮征集制等。

维经斯基兴致盎然，侃侃而谈。向同学们了解五四运动的情况后，他以充满鼓励的语气说：“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

维经斯基带来了一些俄文、英文、德文版理论书籍和进步报刊，还有美国记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英文书《震撼世界的十天》等。

与维经斯基的座谈，使参加的青年学生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大家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远景，更是看得真切，一往无前了”。

座谈以后，带着特殊使命的客人又和进步人士几次会晤，相谈甚欢。

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李大钊决定介绍他前往上海会见当时正在筹备建党的陈独秀，并希望他尽快启程。

（三）

1920年四五月间，几个俄国人悄然住进了上海霞飞路716号，为首的就是维经斯基。安顿好后，维经斯基来到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向陈独秀等人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情况，并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意见。

维经斯基来华后的活动，使李大钊、陈独秀等更加明白了苏俄和俄共（布）的情况，对中国的出路问题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同年6月，维经斯基在写给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信中说，来华数月，他“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

维经斯基等人的中国之行很有成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诞生；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

1921年初，维经斯基奉命回国。途经北京时，他又和李大钊等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员见面，他希望中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尽快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李大钊等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员，最早与共产国际、俄共（布）建立了联系。作为俄共（布）远东局的密使，维经斯基等人的北京、上海之行，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本文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楼旧址群故事》，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