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两次北上，远赴北京，无论是组织勤工俭学还是开展驱张运动，最终任务是为自己和他的青年伙伴们寻找出路。

毛泽东第一次赴京是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一事。1918年的夏天，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刚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毕业前，他接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恩师杨昌济的一封来信，告知他一个消息：法国政府为弥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劳动力短缺的局面，来中国招募工人。曾在法国留学的蔡元培、吴玉章等人提出“勤以作工，俭以求学”，并组织华法教育会来主办此事。杨昌济在信中表示希望湖南的有志青年参加这一活动，同时劝毛泽东到北大读书。这时的毛泽东，正在湖南“实验自己的新生活”。受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影响，毕业后，他和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周庭藩等同学一起，在岳麓山设立“工读同志会”，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一面自学，一面从事社会改造等问题的讨论与探索。接到老师的来信后，毛泽东感到信中所提“勤以作工，俭以求学”的主张与自己现下所追求的生活和理想颇为吻合，心中十分高兴。消息很快在新民学会和湖南进步青年中传播开来，得到普遍欢迎。最后，大家推举蔡和森为先导到北京了解情况、联络准备，毛泽东随后也组织二十多名青年一同北上，迈出了他走出湖南的第一步。

到了北京，毛泽东便同萧子升、蔡元培一起，将主要精力投在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上。这时，从湖南陆续上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五十多人，大大超出毛泽东等人和组织方华法教育会的预料。当然，也超出了预算。面对这些“并未料到”的种种困难，大家也“没有一个人灰心”。经杨昌济协助联系，蔡元培、李石曾同意为湖南青年先开办预备班。接下来，制定计划，筹措经费，毛泽东“出力甚多”。

北京的房子那时就不易租，留法预备班便分设在各处：一处在保定，附设于育德中学；一处在北京，附设于北京大学；另一处设在蠡县。湖南去的人大部分在保定预备班。蔡和森在蠡县一面学习法文，一面还教国文。毛泽东则留在北京，统筹全局，照顾各方。当时从事革命活动，一腔热情往往遭遇诸多困难的冲击，其一就是经费来源问题。在来京之前，毛泽东就为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的经费伤脑筋。他给蔡和森写信，谈及此事。蔡和森也有同感，认为“适当之储养”为“今兹之所急”。临行前，毛泽东还在为同行的罗学瓒去保定参加预备班的经费没有着落而忧心，表示到北京后和蔡和森一起设法筹措。鉴于来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人数众多，北京生活费用又较高，毛泽东向蔡元培提议，让青年们在北京就开始实践勤工俭学，既可为今后赴法勤工俭学做准备，又可节省开支以免坐吃山空。蔡元培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由他出面接洽，在长辛店铁路工厂为青年们开办了一个半工半读的预备班。大家上午在长辛店做工，下午则学习课程，每月能挣到三块钱的伙食费。不要小看这三块钱，在当时可以购买约近一百斤大米，这样就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

1918年和1919年冬春之际，毛泽东曾两次来到长辛店，白天在铁路工人中间活动，晚上到留法预备班。一方面深入了解工厂、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从生产细节到办厂方针，从工厂的整体利益到职工的个人生活，做了详尽的调查；一方面了解长辛店留法预备班的情况，协助解决一些问题和困难。在毛泽东等的组织奔走和在京青年的“勇往前进”下，1919年3月，经过半年的学习准备，第一批赴法青年从北京到上海乘邮船起航。毛泽东为会友和同乡一一送行，自己却决定留在国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他自己就是要“留在本国”的那部分人，因为他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所知道的还太少。

毛泽东没有去法国，或许失去了了解西方世界的机会，但是他从上海回到湖南不久，经历了五四大潮的洗礼，迅速从一个小学历史教员转变为社会活动家。他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为新思潮发声。当军阀张敬尧在湖南逞凶作恶时，毛泽东担当起了驱张斗争的领导角色。这样，便促成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目的明确：为驱逐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1919年12月6日，毛泽东作为湖南驱张请愿团北京分团的代表，率众前往北京，18日抵京。毛泽东到达北京后，马不停蹄，出席旅京湖南学生会召开的慰劳大会，组织“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和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旅京湖南公民驱张请愿团”，为揭露张敬尧的罪恶，为驱张运动宣传造势，争取舆论和各界援助。毛泽东还同张百龄、罗宗翰等组织了“平民通讯社”，社址就在他居住的福佑寺内。在简陋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毛泽东白天四处奔波呼吁，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学者、议员、名流绅士，宣传驱张的意义；晚上则起草、审读大量稿件，每天发出上百份的文稿，然后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一时之间，北京成为湖南驱张运动的“大本营”。

为了实现惩撤张敬尧的目标，代表团在京先后进行了七次请愿活动。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和全体赴京代表及部分北京学生在新华门前请愿，又到总理靳云鹏私宅请愿示威，逼得靳云鹏只得出来接待，并许诺一周内答复他们的请求。当日，毛泽东与湖南籍进步人士邓中夏、罗章龙、萧三及湖南青年组成的进步团体“辅社”在京成员集会于陶然亭，共同商讨驱张问题。2月5日，一周期满，毛泽东等六位代表再访靳云鹏，要求答复驱张，并组织了示威游行。这时，传来武汉学联在武汉鲇鱼套车站查获张敬尧45袋鸦片种子的消息。毛泽东利用这一事件，三访靳云鹏，递交呈文，要求将张敬尧罢职并交法庭依法处办，以保全国法，拯救湘民。在毛泽东和在京驱张代表的一次次请愿、一张张电文、一声声呼吁的攻势下，各种“保张团”、“卖乡党”纷纷土崩瓦解，张敬尧在湖南的反动统治也岌岌可危。1920年6月，张敬尧最终灰溜溜地被逐出湖南。

1920年初，毛泽东（左四）与邓中夏（左五）等人研究驱张斗争后在陶然亭慈悲庵外古槐下合影。

本篇作者：陈丽红 许赤瑜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2013年第4期《青年毛泽东的北京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