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

由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主办

人文考古书店协办的

2021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

推介活动终评会在京召开

根据《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推介章程》

经过综合评议和投票推荐

《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

入选2021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优秀图书

十佳图书

《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

今年恰逢房山辽金石经出土65周年，吴梦麟、张永强编著的《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题记卷、研究卷、图录卷）一书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与北朝龙门造像题记、敦煌吐鲁番写经写本题记并重学林的古代三大题记之一。

举世闻名的房山石刻佛教大藏经，始刻于隋，续刻于唐、辽、金、元、明，绵续千载，共镌刻佛教经典1122部、3572卷、14278方，堪称世界文化历史上罕见的壮举，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石刻“大藏经”。

《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一书以全新的编纂体例，对房山石经题记进行了全面再整理与研究，并收录了石经开洞传拓60多年来新发现的成果，赋予博大精深、纷繁复杂的石经题记以新的生命力，更便于读者阅读检索、研究使用。是研究房山石经雕造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职官、文化艺术等方面和风俗人情，具有重要的文献、文物和艺术价值。

房山石经及题记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佛经版本价值

房山石经保留了完善的佛经底本，唐宫廷写本“大藏经”和失传已久的《契丹藏》，是珍贵的佛教典籍。经研究，从隋代到辽金延续千余年的刻经活动中，盛唐至辽初，房山石经主要依据了唐玄宗御赐金仙公主、并由高僧智昇（《开元释教录》作者）擭送前来的唐宫廷写本“大藏经”为刻经底本。辽金刻经的依据《契丹藏》主要延续了唐代京藏，并吸收了同时期的宋代新译经本。因而，在采取刻经底本的精善和规模的完整性上，房山石经远胜《敦煌遗书》写本佛经及《开宝藏》《普宁藏》等传世各种宋元明清雕版“大藏经”。

二、题记中的史学、社会学材料价值

房山石经中保留的从唐至明的数千条题记，藴涵了政治、经济、文化、地理、职官等内容，很多可以补史、证史。如题记中反映的关于唐代“邑社”“行会”等经济活动和唐辽金职官、地理以及幽州地区宗教信仰、民间风俗的丰富信息，自出土以来即被学者关注。镌刻有“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等粟特族胡人建立的“大燕”政权年号，安、史、石、康等胡人的造经题记，唐辽金三朝提点校勘佛经的官职题衔、僧伽机构和普通信众题名，以及石经山上发现的明代景教墨书题记等，都价值非凡。

三、文献、文学的新材料价值

据初步统计，房山石经中保留了30多种佚经、近百篇佛经“序跋”和发愿文，是校勘佛经、补充古代文献、文学作品的第一手资料。房山石经中发现有后秦、唐宋历代帝王御撰的经序多篇，以及高僧、达官撰写的序跋，对于佛教史的研究尤为可贵。

四、书法、美术、雕刻艺术价值

房山石经最早引起人们注意，是石经碑铭上的精美书法。房山石经上肇隋唐，下讫辽金，元明补刻了少量经版，其刻经文字勾勒出了我国书法和书体的演变过程，在传统“金石学”和中国书法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房山石经以其巨大的数量存世，又用良材镌刻，在中国古代碑刻史上也少见。其石工精湛的镌刻技术，显示出我国施工队智慧和技术，房山石经是最能体现“工匠精神”的实物例证。

据统计，房山石经题记和相关碑文有6800余条（篇），内含诸经题记6600余条；时代上主要为唐辽金题记，元明题记仅100余条。这些题记不仅是研究房山石经雕造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职官、文化艺术等方面和风俗人情，具有重要的文献、文物和艺术价值。

房山石经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洞发掘以来，赵朴初、周绍良、季羡林、阎文儒、任杰、林元白、唐耕耦、黄炳章、胡继欧、徐自强、吴梦麟等前辈，以及德国雷德侯、日本气贺泽保规等知名学者先后展开深入研究。此次《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题记卷、研究卷、图录卷）的出版，是我国近年来石刻文献整理的重大成果，对于房山石经及其题记的研究，特别是隋唐时期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