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居民是城市的灵魂，有了居民的生活，才会产生城市文化。北京城市之所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民众创造着灿烂的文化，并使这种城市文化不断延续，不断创新，不断发展。辽金时期，特别是元代以来，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各方人士纷至沓来，正是他们的加入，才促使北京城市不断向前发展。同时，清代以来，尤其是中叶以后，全国人口明显激增，人口的迅速增长与生产、生活资料的缓慢增长之间的矛盾，已经引起时人的关注。就京师北京而言，乾隆末年是清代北京城市人口发展的极盛时期，当时人口规模并未能超出元明两代极盛时期北京城市人口规模，究其原因，就在于清政府及时推行了疏散和控制北京内外城人口的政策，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北京内城八旗人口的疏解

明末清初北京人口规模较之明代盛期时已经出现大幅度锐减。明代后期，国家政治腐败，吏治败坏，民生凋敝。自万历以来，北京几乎无岁不灾，而官府依旧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为了抵御东北满洲来袭而开征新税，致使众多百姓流离。至明末，传染病流行，更对北京人口造成重创。明末清军多次进抵北京，掳掠人口和物资作为战利品。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占京城不久，在吴三桂和清军的联合进攻下退出京城。明末清初，北京地区历经战事、灾病，人口锐减。

清朝统治者入主北京后，带来大量八旗人口，弥补了明末战乱灾祸损失的人口数量，使得人口出现较大的增长。清初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八旗按照方位驻扎内城。其中，镶黄旗驻扎在安定门内，正黄旗驻扎在德胜门内，正白旗驻扎在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扎在朝阳门内，正红旗驻扎在西直门内，镶红旗驻扎在阜成门内，正蓝旗驻扎在崇文门内，镶蓝旗驻扎在宣武门内，八旗人丁每三年编审一次，佐领稽查。佐领即早期的牛录，是八旗户籍管理与户口统计的基层组织。清初八旗入关时，满蒙汉八旗及内务府包衣旗人共有佐领（含管领）647个，半分佐领27个，折合共计660.5个佐领。此后，京师佐领陆续增设。顺治十四年（1657年），京师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及内务府上三旗和下五旗包衣共有佐领751.5个。康熙二十年（1681年），增至957个，六十一年（1722年）增至1293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增至1369.5个。嘉庆六年（1801年）增加至1374.5个（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关于每佐领的额数，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初定每300壮丁为一牛录即佐领。入关后，又定每200壮丁为一佐领。康熙时期定，每一百三四十壮丁编为一佐领。据此，可以大致确定各个时期京城八旗兵丁的总数。康熙三十年（1691年）八旗兵丁约计15万人，除各地驻防旗兵4万余人，京师八旗兵丁约为11万人。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八旗兵丁总数约为19万人，除各地驻防旗兵5万余人，京师八旗兵丁约为14万人。雍正时期京师八旗兵丁约为15万人，乾隆末年京师八旗兵丁约为16万人（韩光辉《清代北京八旗人口的演变》《人口与经济》1987年第2期）。清代前期北京内城八旗人口逐步增长，至乾隆时期达到极盛。

乾隆时期是北京内城八旗人口最多的时期，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清廷开始组织京旗迁往外地。乾隆六年（1741年）正式着手筹备京旗回屯。九年（1744年）十月，第一批第一起七百五十户京旗陆续抵达拉林。此后，嘉庆和道光时期继续执行这项举措。嘉庆帝即位之初，大臣建议八旗闲散户丁情愿前往口外耕种，未被允准。十七年（1812年），面对八旗生齿日繁，生计拮据的状况，考虑开放东北柳条边一带，安置在京闲散旗人，给予耕地，或耕种或租佃。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正式实施移京旗开垦。盛京、吉林各移民千人，设二屯开垦。道光时期京旗移驻自四年（1824年）开始，每年移驻二百户，分为四起送外双城堡等处。光绪初年，清朝统治者谕令军机大臣等确查东三省可耕田地，移驻京旗开垦，并选定距离拉林、双城堡不太远的呼兰作为移驻地。清代中期以来多次组织京旗移驻，加快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开发，部分疏散了京师内城聚集的闲散八旗人口，减缓了内城八旗人口的增长进程。

圆明园护军营、外火器营、健锐营的组建疏解了内城八旗人口密度。

清代在京城西郊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清帝除了驻园休憩外，还在此处理政务，开启清代御园理政特殊的政治运行模式。与新的政务活动中心的职能相适应，清帝组建了专门的防卫部队。雍正二年（1724年），设置圆明园八旗护军营，选在京八旗官兵前往驻扎，设护军三千名，养育兵九十六名。乾隆三年（1738年）增设养育兵三百八十四名。十二年（1747年），命京城八旗护军八百名移驻圆明园。镶黄旗营房在树村西，护军参领等廨舍共六十五楹，护军等官房共一千四百八十五楹；正黄旗营房在萧家河北，护军参领等廨舍共六十五楹，护军校、护军等官房共一千四百八十五楹；正白旗营房在树村东，护军参领等廨舍共六十五楹，护军校、护军等官房共一千四百六十四楹；镶白旗大营房在长春园东北，副护军参领等廨舍共三十九楹，护军校、护军等官房共一千一百六十七楹，小营房在长春园东，护军参领等廨舍共二十六楹，护军校、护军等官房共三百一十五楹；正蓝旗营房在海淀东，护军参领等廨舍共六十五楹，护军等官房共一千四百五十五楹；镶蓝旗营房在广仁宫西，护军参领等廨舍共六十五楹，护军校、护军等官房共一千四百八十五楹；正红旗营房在安河桥西北，护军参领等廨舍共六十五楹，护军校、护军等官房共一千四百六十七楹；镶红旗营房在静明园东北，护军参领等廨舍共六十五楹，护军校、护军等官房共一千四百八十五楹。

圆明园八旗护军营护军参领等廨舍共计五百二十楹，护军校、护军等官房一万一千八百零八楹。此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增设养育兵五百二十名。四十三年（1778年），增添养育兵一百七十六名。五十年（1785年），圆明园兵丁滋生人口较多，生计出现拮据的情况。正如民初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调查》中提到的，圆明园西北不远的黑山扈、马连洼等处，二百年前住户极少，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西郊园林兴建后，居民迅速增多，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园中或附近八旗营房当差之人

火器营原来驻扎在京师城内，为了防止火器走火惊驾，外迁至西郊蓝靛厂，即外火器营。外火器营从八旗每个佐领中抽调兵丁组建，共建营房七千一百九十六间。

健锐营最初组建源于平定金川叛乱，巩固政权的政治军事需要。大小金川位于四川西北部，是藏民聚居区。清初沿袭明制，设土司管理。乾隆时期大金川叛乱，袭击清军，清军溃败。乾隆帝闻讯后，下令在西山仿造金川式碉楼，从京城前锋营和护军营挑选动作身手敏捷兵丁一千人，组建云梯营，分为两翼，专门训练，随后派赴前线支援战斗。平定大金川叛乱后，云梯兵凯旋回京，乾隆帝决定在香山专门组建健锐云梯营，既包括征讨有功的云梯兵，也包括金川俘虏及临阵俘获的番习工筑数人。十八年（1753年），健锐营增设骁骑一千名。二十八年（1763年），设前锋参领二名，副前锋参领八名，委前锋参领八名，前锋校二十四名，并奏准由护军营移驻健锐营护军一千名，增设护军参领二名，副护军参领八名，委署护军参领八名，护军校二十四名。四十一年（1776年），增设番子佐领一名，番子骁骑校一名。几经扩建，健锐营兵额达到三千人（《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八》）。这样，北京西郊聚集着大量八旗兵丁和他们的家属。再加上这一带还居住着很多园户、匠役及闲散人口，清代西郊一带人口的聚集，客观上分散了城区人口的密度。

从龙内迁的八旗兵丁，除驻扎在北京的八旗劲旅外，还有一部分被派往直省驻防。

驻防八旗分为畿辅驻防和各直省驻防。八旗驻防制度始于顺治初年，并一直延续至清末。人数从最初的一万五千人，发展到清末的近十万人。驻防兵的户籍隶属于在京的八旗都统衙门，他们实际上携带家眷居住在京城外，在京田地家园逐渐荒废。清中期以后，驻防兵逐渐趋于土著化，在驻防地成为新的人口聚集区。

鼓励汉军八旗出旗为民，允许八旗兵丁及家属移居京外谋生，部分疏解了北京城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清代八旗制度下，旗人只能被挑选当兵，靠兵饷维持全家生计，但兵额有限，导致闲散余丁生计日益窘迫。为解决八旗闲散的生计，清廷规定，除了从龙入关人员子孙外，其余的汉军可以出旗为民。他们可以归原籍，与普通居民一样编入当地保甲。如不愿归入原籍，汉军八旗可以在外省居住，随便散处，只需在所属旗都统及居住地督抚衙门登记在案即可。

此外，有清一代，历次战争中八旗兵丁时有伤亡。清初统一战争及镇压各地反抗活动，八旗兵丁被派遣出征。英法联军进犯北京时，清军在八里桥进行阻击。他们在联军的炮火下顽强抵抗，最后三万清军全部战败身亡。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2017年第2期《清代北京人口的疏解》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编辑：薄梦嫄

实习生： 肖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