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理形胜之气魄向来为人所津津乐道，“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幽燕之地自古天地悠悠。橙黄橘绿、朔风白雪，北国风光让人印象深刻，也让人难以想象，在很久之前，北京城南也曾是一片“水乡泽国”。

那是由永定河冲积扇潜水溢出形成的一片湿地，与西山一带充满人文风趣的山水名胜不同，这里水网纵横，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泉眼和湖泊，苇荡中常有天鹅振翅、呦呦鹿鸣，也有狼与狐狸等肉食动物出没其间，使人想起草原风光。

“南风绿尽燕南草，一桁青山翠如扫”，元人郝经的《入燕行》起首句描绘的燕南景色，让人不禁对百年前的那片“南海子”产生无限神往。

01 北京城南的水乡泽国

诗经·大雅·灵台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王在灵囿，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白鸟翯翯。

王在灵沼，於牣鱼跃。

虡业维枞，贲鼓维镛。

於论鼓钟，於乐辟廱。

於论鼓钟，於乐辟廱。

鼍鼓逢逢。矇瞍奏公。

我国历代都城建造都对相地选址有着很高要求，注重临近鸢飞鱼跃的丰饶之地，因为圃草林池可以抵御灾害，丰富的物产也可以维持生活。

南海子就是这样一个丰饶之地。在历史上，永定河曾在南海子一代游摆，河水的地下潜流形成地上泉眼，孕育了南海子一代的大小湖泊，如头海子、二海子，一直到五海子，还有一亩泉和苇塘泡子等，直到清代仍有“水泉七十二处”的记载。

这样一处风水宝地，自然也备受历代皇家喜爱。自辽代将北京作为辽南京以来，北京南城大片的草原和湿地就成为了习惯游牧生活的统治者的围猎、演武场所，从辽代的“春捺钵”、金代的“春水”场所，到元代的“下马飞放泊”，以及明清时的“南海子”“南苑”，这里逐渐发展成北京最大的皇家园囿、清朝初年的政治副中心，在北京城市发展中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作为可以与三山五园并称为城市之肾的大型园林，二者却有着很大的区别。三山五园建筑园林密布，人文底蕴深厚，而南海子虽然面积广阔，建筑占的比重却非常小，这是为什么呢？原因还是要追溯到南海子一以贯之的实用功能上。辽、金、元统治者都是北方游牧民族，他们一直过着“马逐水草，居无常处”的生活，以游猎为主的生活方式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捺钵文化，“马背上的功夫”是军队战斗力和日常生活物资的保障。因此，虽然受到农耕文明的很大影响，几代统治者也没有放弃这一传统，继续在长城以南寻找合适的施展场所。

所谓“捺钵”，源自契丹语，代表皇帝出行居住的场所。又因为朔北四季分明，因此不同季节要选择不同的地方居住。《辽史·营卫志》记载：

“ 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

辽代统治者曾把北京东南的延芳淀一带选为“春捺钵”场所，春水初开，辽帝王在此纵海东青飞猎天鹅的场景在《燕山丛录》中有过记载:

“ ……延芳淀，大数倾，中饶荷芰水，鸟群集其中。辽时每季春必来此弋猎，打鼓惊天，鹅飞起，纵海东青擒之，得一头鹅，左右皆呼万岁，海东青大仅如鹊，既纵直上青冥，几不可见，俟天鹅至，半空歘自上而下，以爪攫其首，天鹅惊鸣，相持殒地。”

金代时，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正式拉开了北京作为全国性政治中心的历史序幕。迁都后，金代统治者效仿辽代，延续了“春水”和“秋山”的捺钵制度，春渔于水，秋猎于山，其中春水场所也依然选在延芳淀一带。在此基础上，金统治者围绕延芳淀继续修建行宫，其中规模较大的一处行宫名为“建春宫”，位置就在大兴广阳镇一带，延芳淀与后来的南苑之间。

到了元代，“四季捺钵”与“春水秋山”的传统再次得到延续，并被简化为“飞放”活动，内容依然是纵海东青捕猎天鹅大雁。元代时延芳淀从大片水域离析为多个小湖泊，元统治者在多个“飞放泊”的基础上，又开辟了位于南苑的“下马飞放泊”，“下马”这两个字就是指其位置离大都城很近。自此，南海子正式成为了皇家苑囿，并在元明清三代统治者的修建下日趋显赫完善。

02 不为人知的皇家苑囿

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下令扩建下马飞放泊，因为紫禁城北有海子，因此定名此地为“南海子”。南海子归属上林苑监统一管理，设海户千人把守，其功能主要是作为皇家豢养珍稀动物、种植作物的基地。同时，由于明代北京仍有辽金后裔居住，因此南海子仍部分延续了过去围猎练军的功能，明成祖每年都会巡幸海子，合围校猎、训练兵马。也是在明代，金代所称燕京八景增加了“南囿秋风”和“东郊时雨”二景，始称“燕京十景”。

随着明朝末年国力下降，明朝廷难以管理南海子的广大区域，这里逐渐成为了窝藏强盗的地方，危害着当时百姓。《帝京景物略》中对南海子的衰败有所记载：

“ 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上幸南海子，左右盛称南海子。徐阶等奏止，上不听。驾至，榛莽沮洳，宫幄不治。上悔之，逐命还跸矣。”

南海子的衰圮一直延续到清代初年。同是“马背上的民族”，清代统治者比前代更加重视南海子，清初许多重要的政治活动都是在南海子开展的。顺治九年（1652年）十二月，顺治皇帝在南苑接见了西藏五世达赖喇嘛，这是清廷与藏族首脑的首次正式会晤；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月，顺治皇帝在南苑为最宠爱的皇贵妃董鄂氏举行了册立仪式。顺治帝在位17年，巡幸南苑32次，可见对南苑的重视与喜爱。

康熙时期，皇家园囿的修建中心逐渐转向三山五园地区，政治和军事活动则多移至塞外，南苑逐渐褪去了其政治作用，主要作为军事演武场所进行修建。尽管如此，清代统治者依然对这里十分重视。清太祖皇太极曾言：“我国家以骑射为业”，因此清代始终重视骑射功夫的练习。作为距离皇城最近的骑射演武场，康熙曾对南苑不吝赞美：“南苑乃人君练武之地。”

（临摹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作者王晶）

(南苑大红门前仪仗鲜明齐整，正等待着康熙的驾临)

到了乾隆年间，随着京城人口的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原本用于漕运的通惠河运力下降，加上起源于南苑内的凤河一遇雨涝便会蔓延无际，清廷将目光对准了南苑水系，通过对凉水河、凤河的疏浚，将苑内海子水源引入北运河，起到养源清流的作用，南苑之水也成为北运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所作的《团河行宫作》诗注中对这一事件有着明确记载：

“ 近岁因南苑水源未畅，命加疏浚，以期通流济运，其团河一支则醴为凤河，又东南流，资以涤永定河之浊，复又大清河归海，疏治既成，因于其旁构筑行馆，以供临憩昨岁知过。”

通过对南苑内水系的疏浚，这片广袤林泉正式被纳入整个北京城市规划体系之内，发挥着独属于它的重要作用。

03水草丰美的麋鹿家园

麋鹿又称“四不像”，自古以来便被视为吉祥之物，在我国有数千年的圈养历史。

它们喜欢温暖潮湿的沼泽水域，善于游泳，以水生植物为食。然而由于人类活动，在明代时野生麋鹿已基本绝迹。明成祖定都北京后，在南海子里择地辟建“鹿圈”，用以豢养繁殖麋鹿；到了清代，麋鹿仅存于南苑的皇家苑囿中，根据记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时南苑中的麋鹿可以达到400头。

1865年，法国博物学家阿芒·戴维（他也是熊猫的发现者），在北京考察动植物时意外发现了麋鹿，这种精灵般的动物吸引了西方学术界的注意，经过考察研究，麋鹿被认为是西方从未发现的新鹿种，而作为麋鹿的发现地，南苑也被认为是麋鹿的“模式种产地”。

好景不长，1890年永定河决口泛滥，整个城南成了一片汪洋。南苑院墙疏于修建，许多地方被冲塌，原本圈养在内的麋鹿四下奔逃，很多都被附近饥肠辘辘的灾民所捕食，仅剩的120多头麋鹿被清廷圈养在鹿苑附近的团河行宫内。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南海子里的麋鹿再次遭到屠戮，南海子鹿苑的历史中断了。

然而麋鹿的种群并没有就此灭绝。1900年前后，英国乌邦寺庄园主十一世贝福特公爵将世界仅存的流落于欧洲的18头麋鹿收留，放养在乌邦寺庄园内。这群麋鹿在良好的生境中生活繁衍，成为地球上所有麋鹿的祖先。到1948年，乌邦寺庄园里的麋鹿已经有255头之多了。

1956年和1973年，英国皇家动物学会和伦敦动物学会两次护送4对麋鹿来京，使其回归故里，落户北京动物园。在其展示区，明确标有老家为我国北京南苑的字样。动物学家、科普作家谭邦杰为了寻找适合麋鹿生存的环境，和一批专家奔波考察，从辽河到苏北，最终仍认为北京南苑是适合麋鹿的良好生境。1985年8月24日，20头麋鹿回到了故乡南苑，住进了南海子麋鹿苑。1987年，英国乌邦寺公园又赠送南海子麋鹿苑18头雌鹿。

回到家乡的麋鹿很适应环境，健康成长，繁衍生息。现在分布在我国各地的多个麋鹿放养地，麋鹿总数已达数千头。百年前几乎绝迹的麋鹿回到它们原栖息的家园，不仅有助于这个珍稀物种的保护，也是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一段佳话。

参考资料

[1]张英杰. 北京清代南苑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11.

[2]王其亨,王一,张龙.南海子的启示[J].景观设计,2020(01):22-29.

[3]王同祯. 水乡北京[M]. 团结出版社, 2004.

[4]邓辉.永定河与南海子之缘[J].北京日报副刊,2018-12-19.

[5]品味丰台丨南苑麋鹿的故事[J].北京丰台,2018-03-06.

[6]王顺成.南海子的“珍禽异兽”[J].北京日报副刊,202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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