袜子在我国古称足衣。纱袜（针织袜子）输入中国之前，中国人一般都穿着用布缝制的袜子。鸦片战争后，针织袜子从欧洲输入中国。纱袜逐步排挤了布袜。

1911年，一名英国人在北京台基厂设立捷足公司，推销自英国带来的织袜机。从此，北京才有人织造线袜，是为北京有织袜业之始。

1912年，有一留日学生张执中，在北京开设了华鑫针织公司。该公司不但资本雄厚，且开设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因而获得发展的良好时机。该公司的产品在大战期间，甚至一度远销海外，职工有一百余人。在华鑫业务发展的影响下，陆续有人开设了一些织袜厂。据估计，大战结束后不久，北京织袜业发展到二十余户。后来由于穿用线袜的人日渐增多，市场需要量有增无减，使织袜业继续得到发展，1927年前后已有四五十户，在业人数约三四百人。

1924年《调查北京工厂报告》详细记载了以织袜为主的华兴（鑫）织衣公司生产状况：

京师织袜业，现在据称有七十六家，资本多甚薄，其小者无异家庭工业，机只三四架，工不过数人。其最先开办而最大者，为十八半截沈袜子胡同之华兴织衣公司，创于民国元年，资本共一万八千元，总董为张执中(日本帝大机械科毕业)，聘有直隶高工毕业生一人为管理兼充技师，有工头二人，职工二人及学徒二十八名……织物以袜居多数，外如卫生衣、汗衫、手套等，均有出品，每年销售额总计约价二万元。该厂有织衣机三台，内瑞西式者二台，日本大丸式者一台，缝纫机十—台，织袜机共三十一台，内计圆形织袜机十二台，横编机九台，横编机除织袜外，可兼织手套等，各机械多用手动。（王季点、薛正清著《调查北京工厂报告》，载《农商公报》第122期，1924年9月）

华兴织衣公司的成立，为北京织袜业培养了技术力量，以后很多袜厂的技工或小业主都是出自该公司。

1929年前后，北平曾开过一次工业品展览会，得到上海工业品技术优良、式样美观的启发，织袜技术有所改进，对外销路也逐渐打开。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北京织袜业迅速增加到一百余户，在业人数约七八百人。

据1932年北平市社会调查局统计：

北平织袜工厂，专系作坊性质者，现约五六十家。其工厂兼营商店者，为数亦有四五十家。如东安市场之“自强袜庄”“舞美毛品袜厂”，西单商场之“宏庆亨袜厂”，张公园之“一中针织工厂”，打磨厂之“同义成织袜工厂”，南长街之“北平织业袜工厂”，菜市口之“王大珍家庭工业社”，安内永康胡同之“北平慈善妇女职业工厂”，均此业中之较著者。此外，在平市无正式工厂，亦无门市，仅于私宅中装设织机一二架，从事工作，藉资糊口。既不纳捐税，亦不收工徒，此种家庭工，为数颇多。如街头巷尾，及各处庙会之浮摊所售之袜，多属于此类。（池泽汇等著《北平市工商业概况》第二篇《服饰·织袜业》，北平市社会局1932年版）

1935年前后，全国掀起抗日运动高潮，加强了对日货的抵制，这也有利于织袜业的发展。据估计七七事变前，北京织袜业约有二三百户，从业人员约有二千余人。但好景不长，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很快侵占了北京，并实行棉纱统制，迫使大部分袜厂倒闭，只有少数厂户利用土纱土线勉强维持。后来日寇通过纤维公司向北京几家大的袜厂下订单加工军用袜子、手套；大厂又托小户加工，使北京织袜业户数有了较快的增长，曾经发展到数百户。但这种发展是非正常的，一般民用生产完全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至日本投降前夕，甚至连土线也实行统制，因而几乎完全扼杀了民用生产。

抗战胜利后，北京织袜业遭到了空前的灾难：一方面由于物价飞涨，使得产品卖出去就买不回原料，加之购买力下降，产品滞销，使不少织袜户破产；另一方面，美国玻璃丝袜大量涌进中国市场，上海机制袜在美货对上海市场的廉价倾销下也挤向华北、北京的市场寻求出路，更给北京织袜业以严重的打击，使得北京的袜厂大批倒闭。据1949年1月统计，整个北京针织业只有47户，从业人员不过一百余人。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民国北京（北平）的成衣、鞋帽与针织业》

作者：章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