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清入关前的步兵，是因为作者相信这是一个良好的观察角度，可以对“明清军事革命”有更丰富直观的认识，而这将有助于本人回答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清朝何以入关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理解为，清朝相比竞争对手，在军事上的高度优越性，究竟是来自内陆亚洲的军事文化，抑或革命的产物。二是15—17世纪，中欧“初次军事分流”（The First Military Divergence）出现时段的问题，对该问题的解答，也有助于军事史学人重新研判这一时段，东亚区域“军事革命”出现的时间。讨论以上问题时，作者摒弃了清军纯赖弓马制胜的刻板印象，用档案特别是满文档案绘制了更立体复杂的图景，指出清军步兵逐渐完善，其实是在军事革命背景下，技术进步和战争形态演进导致的必然结果。关于清朝何以入关的问题，难道清军在大凌河、松锦两度歼灭明军主力兵团，以及在山海关重创大顺集团，诚如乾隆帝所言，是骑兵的胜利，或者像部分学者所说，得自内陆亚洲的军事组织文化和不惮死战的武德吗？作者并不赞同。我认为（而且清太宗也这样认为）清朝的军事优势建立在两个基本点上：首先是由满人勇士，后来也包括部分蒙古和汉人壮丁组成的剽悍骑兵队伍。这批人的骨干当然可视为内亚军事文化的产物，但人数相对有限，只能用于野战，经不起密集会战消耗，不足以撼动中原。其次是主要由汉人，也有新满洲、朝鲜以及蒙古人组成的步、炮兵。这些人数量庞大，经得起消耗，在攻城战中表现卓异。清人能够成功，在于皇太极顺应军事革命潮流，在坚守第一点的同时，主动发掘占领区人力资源，完善兵种，建立起第二个基本点。这不仅令八旗军编制扩大，也填补技、战术空白，成为一支适应作战需求的新军。皇太极为什么汲汲于建立和完善第二个基本点，是内陆亚洲因素作祟吗？显然不是。构成步兵的主力——汉人和朝鲜人在应召从军前，多为包衣奴仆，大率为陇亩之氓，和内亚骑士大相径庭。至于满洲步兵的骨干，那些从黑龙江流域捉来的“新满洲”，其实并非出自传统认识中，兴安岭以西的内陆亚洲区域。这些渔夫和农民甫至盛京时，在满洲固山的地位也不高。皇太极征发这群迟钝木强之辈充兵，是缘于实战所需。当时明朝通过引入新式火器，整军经武，按下“军事事务革命”运转的开关，令金军在天命十一年至天聪四年间迭次碰壁。皇太极迫于时势，不得已选择在第一个基本点外，建立第二个基本点，希冀重新获得军事优势。换句话说，第二个基本点的建立，是皇太极在明朝发动“军事事务革命”的刺激下，作出的反应，可视为别样的“冲击—回应模式”（Challenge-response dynamic）。皇太极建立第二个基本点的意图，无疑是为拷贝“军事事务革命”，但他为博得军事优势，不断突破政治桎梏，最终由量变引起质变。第二个基本点的确立和壮大，不仅在军事上给予他丰富回馈，而且由此招致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变革，使清朝从“军事事务革命”的仿效者，升级为“军事革命”的推动者，进而成为革命的受益人。回顾清军步兵发展史，会对皇太极建立第二个基本点，以及清朝由“军事事务革命”的克隆者，变为“明清军事革命”推动者的过程，认识得更加清晰。自努尔哈赤起兵起，便以骑兵作为主力。万历四十六至四十七年，金军凭借铁骑驰射，在舍里甸、萨尔浒、铁岭迭次撕裂敌手，证实无论是东亚最庞大精良的火器部队抑或威震辽东的游牧骑兵，都无力在野战中抗衡女真甲骑。步兵则无足轻重。如果撇除乾隆御制文集中那些过度修饰的文辞，他对金军骑射制胜的评价基本符合这一时段的真实场景，但仅限区区两年而已。从天命四年叶赫之战起，至皇太极执政止，战线西移至边墙以内，即人烟稠密、城堡林立的区域，战争形态为之一变，由野战过渡至攻城战，迫使努尔哈赤调整军制以因应，达成席卷全辽的野望。在此期间，金军虽然仍以骑兵为骨干，但不复有单凭甲骑冲锋便粉碎明军主力的战役级别胜利。金军在沈阳、辽阳、广宁历次大会战，都是选拔军士当步兵，身披厚甲，操作战车，当先作战，充当在明军防线上打开缺口的铁锤，再投入骑兵芟刈斩伐，作为扫荡之矛。这种步骑协同作战是金人在天命六至七年连续攻陷坚城，将战线推至辽西的胜利基础。空前大胜刺激努尔哈赤在天命八年推行改革，企图加强火器和攻坚力量，进一步强化步骑协同的威力。可是，金军步兵并未独立成军，仍是依附于骑兵之下的附庸，配备器械相对简陋，不足以防护重火力；天命八年强化步兵的改革最终因为族群矛盾尖锐而废除，令金军在天命十一年宁远之战，即“军事事务革命”伊始之年，仍以一成不变的旧式战役法强攻技术迭代的坚壁，以一场惨败宣告努尔哈赤军事生涯的落幕。明朝推行的“军事事务革命”引入新式火器升级辽西驻军火力，将关、宁、锦诸城要塞化，进而加强华北城寨，令金人不可能复制天命六至七年的胜利，从正面迅速攻破通往中原的大门，而迂回蒙古破边抄掠，不仅蒙受更高风险，而且华北州县的堡垒化，进一步提高劫掠成本。单凭满洲兵力资源以及落伍的攻坚手段，承受不起剧烈的攻城消耗。皇太极的应对策略是向明朝学习，克隆“军事事务革命”，升级完善步兵，配合重炮兵攻坚，是其中重要一环。步兵以不同名称（绵甲军、白奇超哈）获得独立兵种地位，分布在满洲、汉人乃至蒙古固山下，以及叛变来降的汉人王公军队中。它的编制因为吸收大批汉人奴仆、高丽臧获、新满洲和蒙古俘虏而膨胀；新兵有能力执行土工作业，配合巨炮攻城，或开掘隧洞，用火药爆破城垒，和围攻布雷达堡（Breda fortress）的西班牙军队并无不同。兵力规模和战术手段变革，使清太宗完全有能力从事旷日持久，不停吞噬壮丁血肉的围攻战，伺机投入宝贵的骑兵集团，歼灭脱离防线保护的明军主力，终于赢得大凌河和松锦两场决定历史走向的决战。实际上，当清军攻破松、锦防线，打垮明军重兵集团，成功入关不过是时间问题。然而，皇太极拷贝“军事事务革命”带来的军事进步，只是全面军事革命的冰山一角。他为适应消耗战需要，壮大军队规模，持之以恒地解放汉人包衣，又陆续补充新满洲、朝鲜和蒙古人充兵，招揽明军将士来降，令辽东人口数目和社会阶层都发生变化。旧有的八固山制度以及相伴的军事民主制最终为二十四固山和君主专制所取代，国号也由金国变为大清。清军通过投入步兵特别是火器手，在攻坚战中居于上风，不仅在华北予取予求，依靠劫掠获取经济收益，还因为征服朝鲜和接收汉将控制的东江贸易圈，以及夺取草原贸易中枢归化城和笼络先前为蒙古贵族服务的汉人商民，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经贸网。岩井茂树、狄宇宙和杨海英就此做了初步研究，文化上，汉人、高丽步兵热衷的鸟枪射击术风靡开来，甚至在清人入关后，不惟皇帝和大贵族常用枪支射猎，普通旗人也以鸟枪赌赛为乐，阳春三月的北京，枪声此起彼伏，形成一幅和清中期截然不同的图景。因此，皇太极虽然照抄明朝的“军事事务革命”，希望建立起第二个基本点，掌握压倒明朝的军事优势，却不期而遇地踏入了“军事革命”的更高门槛，使清朝脱胎换骨，成为革命的推动者和受益人。作者和抱持内亚倾向的学者存在共识，即承认武力在清朝入关过程中起到的支配作用，但在诠释原因上背道而驰。强调内亚军事文化的学者乐于将清朝的军事优势归咎于恒久以来，主宰中原命运的北族遗产，而作者更倾向于15世纪以还，军事技、战术进步带来的影响。我们的分歧可视为传统与早期近代化的对抗，与其将清朝成功入关归结为蒙古帝国的遗产，毋宁说是军事早期近代化的结果。那支带有内陆亚洲遗风的古典军队，其实在第一次宁远之战，即“军事事务革命”开始后，就不复存在了。清朝在军事上重获优势，根本是皇太极通过一系列变革，确立起第二个基本点的成果。倘若清朝没有建立起这个基本点，恐怕自明军抢筑大凌河城起，便会丧失主动权，谈不上日后的成功。正因为有了第二个基本点，清军已蜕变为一支类似奥斯曼或莫斯科国的军队，不可能再回归传统内亚军队的暗影之中。所以，清朝入关本质上是军事革命，而非内亚军事遗产导致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