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骥德曾言：“插科打诨，须作得极巧，又下得恰好。如善说笑话者，不动声色，而令人绝倒，方妙。大略曲冷不闹场处，得净、丑间插一科，可博人哄堂，亦是剧戏眼目。若略涉安排勉强，使人肌上生栗，不如安静过去。”昆剧《狮吼记》充分调动生旦净丑等角色进行插科打诨，通过自谑之语、滑稽之态来营造轻松诙谐的戏曲氛围，从而达到极强的娱乐效果。
昆曲《狮吼记·跪池》剧照，魏春荣（右）饰柳氏、邵峥（中）饰陈季常、许乃强（左）饰苏东坡。李筱晖摄影
陈季常由传统文学主角的光辉形象走下了神坛，不再有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男主人公的深情款款与风度翩翩，更不复有英雄题材中男子的豪迈气概和宽阔胸襟，他尽管也不乏才华，但更多的时候是油嘴滑舌，在家庭庸常中显现出了市井百姓的凡尘气质。他言语戏谑，举止滑稽，如跳梁小丑般演绎着诸多让人忍俊不禁的现实景象，呈现出了独树一帜的“丑”之审美范式。如，柳氏要陈季常去借李大伯的竹篦时，陈爱面子不愿意去：“我怎敢骂你？我说李大嫂竹篦自家用。我书房中有青藜拄杖一条，何等方便？免得求人。”柳氏要打陈季常，陈季常还得表现的愿意挨打，并且提供合适的刑具，让人在摇头叹息的同时又忍不住会心一笑。
当柳氏听说陈季常昨日游宴席中有妓女相陪时，不由地大发雷霆，决定要好好地惩罚他。柳氏原本是打算用青藜杖责打陈慥，但陈季常又提出请求，他求饶的理由居然是怕柳氏新养成的指甲被抓伤。这个理由确实太有创意了，富有极强的生活气息。于是柳氏就改变主意，叱令他跪到池边去反省自己的过错，这下陈季常没有借口了，只得严遵其旨。并且他的动作十分小心翼翼，唯恐妻子再生事端对他加大惩罚，哪怕是自然界的青蛙都让他胆战心惊：“（内做乱蛙鸣，生）呀，这孽畜，往常不叫，偏今日咭咭聒聒，如鼓吹一般。蛙哥，蛙哥，你可怜陈慥，闭嘴一时，只怕她疑我与人说长道短；你休在清池阁阁争喧，免疑我对旁人哓哓搬口。苦，我这膝盖儿跪得疼了，望娘行大发慈悲，暂时宽宥。”
在妻子的淫威之下，昨日还在风花雪月与大学士、美妓女吟诗作对的风流才子竟然风声鹤唳到怕“蛙鸣”所牵连，甚至还与“蛙哥”倾诉苦衷，让人看完不禁哑然失笑。这种插科打诨巧妙地利用日常生活的小细节，富有生活情趣，不仅淋漓尽致地呈现了陈季常的懦弱性格，而且无形地营造出了强烈的喜剧化效果。
在传统家庭中“夫为妻纲”，妻子应该无条件听从丈夫的话，唯夫是天。所以柳氏的敢作敢为、说一不二、不甘屈从的形象横空出世，带给人们极大的震撼。她的“妒”是对封建道德、封建礼法的不满和嘲讽，她的“凶悍”表现了她对不合理男权社会的抗争。她反对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夫多妻制,实质已经触动了两性关系的基石。柳氏和苏轼的对话可以看做是一篇妇女解放运动的檄文：“自古修身齐家之士，先刑寡妻，乃治四海。古之贤妇，鸡鸣有警，脱替有规，交相成也。齐眉之敬，岂独妇顺能彰反目之嫌，只缘夫纲不正。”柳氏要振兴“夫纲”，要求丈夫尊重她、理解她，认为夫妻不和睦也可能是丈夫的错，而不一定是妻子不妥；认为女子的贤德不仅仅包括顺从，更包括在丈夫有过失时坚决地规劝他，督促他改过。柳氏在三从四德为自然天理的当时，能够喊出“夫纲不正”，无疑是振聋发聩，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在长期被夫权、父权压制的中国古代女性身上能够产生这样的想法实在是难能可贵。
柳氏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日渐繁荣与心学思潮的广泛流传, 使得传统伦理规范和价值标准面临全面解构的危机。由于人生的欲求都在“童心说”的外衣下得到合理的肯定与发展，士大夫多追求一种适意、享乐的生活。袁宏道就提出了人生之“五快活”，将偎红依翠、山水游赏奉为人生之乐。在某种意义上，晚明文人的风流心态比及以往更甚。如传奇作家王骥德流连青楼，为众多妓女留曲，写下《赠燕市胡姬》《赠陈姬》《都门赠田姬》《忆虞氏小姬》《寄都中赵姬》等作品。王骥德家境潦倒还力求青楼一笑，足见他们对“风流”之痴迷。而晚明其他作家如屠隆、徐霖、梁辰鱼、冯梦龙、梅鼎祚、郑若庸等无不有放浪形骸的生活。
剧中男主人公陈慥出身书香之家，才情不凡，不愿受功名利禄的羁绊，与苏轼等朋友交好。而苏轼总是“挈红妆春郊戏游”，陈季常作为他的好友自然不能免俗，常与苏轼一起狎妓出游。但是文人的想法是美好的，现实是严峻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晚明士人的实际地位已下降到四民之末，只会读书吟诗的他们不懂家庭生计, 无力改善生活状况, 却又秉承文人风流浪荡传统。这种滥情的生活态度必然导致妻子的不满与夫妻关系的恶化，带来传统家庭秩序的变动, 导致原有夫权社会男性权威地位的急剧下降。
同样受时代思潮影响, 伦理道德观念日渐松动的妻子们的主体意识也开始觉醒，她们越来越不能容忍丈夫的平庸无能与风流逸事。明末小说家周清源在《寄梅花鬼闹西阁》中从男女平等的角度总结了女性心中的“六恨”，其中有女性“嫁不得小老公，他却娶得小老婆”，这样的礼法无疑是“不公不平”的；还有世俗所言女子婚外私情，便是不守闺门，须“休杀”，然而男人偷了妇人，却“不曾见有杀、休之罪”。正是因为妒妇怀了婚姻中的“六恨”，所以其从来不肯“放着空与丈夫”。显然男性在婚姻中可以三妻四妾，可以出入秦楼楚馆，然而女性必须在婚姻中恪守本分，贞操自守，这是极为不公平的。这是妒妇层出不穷的原因所在。于是她们试图挣脱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诸般束缚，反抗“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和“男尊女卑”的家庭秩序，具体例证就是明清戏曲小说出现了很多妒妇形象。此剧也不例外，出现了隔壁李大嫂、县官夫人、土地娘娘等众多妒妇，呈现出了一个妒妇群，可见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是绝对不会允许有异于正统意识的女性独立思想的存在。封建正统社会要求的是对丈夫百依百顺、绝对服从的“贤妻”，然而妒妇却恣意凌夫，将男性自尊踩在脚下无情践踏，所以男性作家在捍卫群体特权的促使下，一定要将凶悍的妒妇变为贤妇，以实现男子对于妻子和家庭生活的理想境界。所以在男性作家写作的戏曲小说中，我们便看到无论曾经多么凶悍异常的妒妻悍妇，最后都无一例外成为符合男性幻想的贤妻形象：她们包容忍让，克服了妒忌心肠，“欣喜”地接受丈夫纳的三妻四妾。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妒妇以其一己之妒悍来对抗几千年的男权制度，实在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之美，因为她们的反抗最终是要失败的。明代传奇《狮吼记》是以柳氏魂游地狱，遭受种种酷刑之后幡然醒悟成为贤妻而结尾的，这个结局才是封建社会的常态。而现在流传的昆剧《狮子吼》的结尾是陈季常通过做了一个梦而醒悟过来，决定从今以后要尊重妻子、爱护妻子，很显然这只是符合现代人精神的改编，是现代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综上所述，《狮吼记》反映了女性个性解放的要求，较为客观地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柳氏惩罚丈夫的动机虽值得同情，但其施行家庭暴力的行为却不妥当，这样粗暴的处理只能让婚姻的矛盾不断升级。因此，此剧也对当代婚姻提供了启示：夫妻之间绝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屈从”和忍让，需要夫妻双方的共同付出与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谐美好的伴侣关系。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浅析昆剧<狮吼记>的喜剧性》
作者：陈清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