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日]川胜义雄 著 林晓光 译 九州出版社

秦汉时期，中国度过了近四百年的统一时代。而随着汉帝国瓦解，中国又陷入了一段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这段时期被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魏晋南北朝常被忽略，前有秦汉的铁血强盛，后有隋唐的盛世辉煌，被夹在中间的魏晋南北朝只能被人们看作是中国历史的黑暗时代——这四百年，异族入侵、道德崩塌、地方割据、南北割裂大混战等因素，后人即使知道这样一段低潮期，也很难了解“乱世”的全貌。

不过这个“乱世”虽世道混乱无序，但同样也是人们才情四射、涌现激情的时代，约束教条被打破，人性焕发出本性的魅力。这在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川胜义雄的口中被称之为“政治黑暗分裂，文明扩散开花”。川胜义雄在其经典著作《魏晋南北朝》中，对“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武士道”这一问题不断追问，为读者详细分析魏晋南北朝这个混乱的时代。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时，常会有意识地比较日本历史与中国历史，从日本历史发展的视野提出一些中国历史中人们不太容易想到的问题，比如在战乱频繁、无力称雄的乱世，为什么武士阶级没法成为稳定的统治阶级？为什么不依靠文化统治，不向文人贵族转化就无法维持统治？这点在中日历史的比较中可谓天差地别。当我们总是以民族性和地域差别来解释这个疑问时，作者川胜义雄却找到了自己的独特发现。

在漫长的黑暗时代中，文化似乎并不耀眼，而武力是看得见的。日本史“古代”与“中世”的分野，正是由于原本为公卿贵族担任侍卫的关东武士，篡夺了平安公卿的地位和权势，从而开启了中世时代。日本的武士阶层、武士集团绵延数百年，并形成了独特的武家文化。在日本士农工商中的“士”不像中国指的是“文士”，而是“武士”，武士才是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这是从日本史出发会疑惑这样一个乱世为什么没有变为武士上位的时代。深入了解后，我们还会发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这样一股势力一直贯穿始终，在书中这股势力被称为“知识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知识人”，这个阶层会随不同场合及学说拥有各种各样的变体。具体来讲这些人着重于文化性时他们就是“文人”；着重于政治性时他们就是“士族”；着重于社会性时他们就是“豪强”。总之，这一阶层及人物，从东汉乱世中就坚守儒家的共同体信念，他们化作清流深陷党锢之祸；他们在异族入侵时，带着先进的文化技术走向中国的四面八方，将知识和技术传至落后地区；在政权面临强敌时，他们团结起来，重整人心和秩序。

这些“知识人”才是构成魏晋南北朝过渡为隋唐的核心，守护传统价值观的重任从皇帝与官僚集团转移至士人阶层，并且这股力量一直持续到中晚唐时期，成为这一时期中华大地上最强势的文化力量。

另一方面，地方豪族起初并没有形成以武力为纽带的地方组织。在作者提倡的“豪族共同体论”中，他认为地方豪族由于受到来自乡村共同体的抵抗，而无法发展成封建领主，无法形成单线的统治阶层，为了生存，豪族不得不向自耕农妥协，寻求在乱世中的共存之道，因此也就形成了以文化为指导力的文人性质的贵族。

掌握武力的武人集团确实能够建立新的权力系统，魏晋南北朝席卷华北的各异族政权都是以武立国，其首领和骨干都是地地道道的武人。但是成为新贵族的武人家族，为了能够延续统治，为了能够与汉族人为主的社会融合，就一定要与汉族社会中的士族阶级合作不可，这样统治者才能获得被统治者的认同，才能确保统治的稳固。豪族与乡村民众结合紧密，形成了这一时代最牢固的政治基石，无论是武人还是寒族统治者，都需要拉拢他们才能让悬在天上的统治权落到地上。当然，新的贵族或武人普遍受到文人价值观的影响，从而逐步文人化，这也不断地壮大士族文人的族群。中国史与日本史的大不同或许能在作者不断深入的研究中寻找到合适的答案。

作者不光是东洋史专家，同时在西洋史方面也颇有造诣，他在书中有意识地延展，通过与欧洲史的比较来理解两者历史体系的共同之处。在中世纪的地中海周围，同样是在罗马这种统一大帝国上建立起的统一文化，同样是在异族入侵崩溃后的乱世，但地中海世界却在进入中世纪以后便无法继续维持原有的罗马古典文化，以至于七至九世纪的知识人已经无法正确使用拉丁语写文章。欧洲进入了政治、文化漫长的黑暗时代，而中国在魏晋南北朝虽然政治黑暗，但文化却积蓄着力量，孕育着新的变化，以至于在未来政治恢复清明时，整个国家可以快速地恢复正轨，重新拾起旧文化中的结晶，并组成新的制世思想。

正因为有这样的文人贵族阶层，超越了一世帝王一朝天下的局限，成为这一时期超越天下兴亡的存在。从而这批人成为促使未来天下一统恢复力量的中流砥柱，这些有担当的知识人有着根深于汉族社会的存在方式，这也是这段历史与“贵族制社会”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原因。《魏晋南北朝》从内外、南北、汉族异族、侵略者被侵略者等各个角度，深入探讨这个时代对于中国对于东洋的真正意义，同时也在追寻其中强韧生存着的“贵族制社会”的变迁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