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中白象》凌岚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海中白象》收了近年发表的九个中短篇小说，是我出版的第二本小说集。这九个故事里的人物，跟上一本《离岸流》类似，都是以移民美国的华人为主角。祖国经过这几十年的开放，外向人口流动至世界各地。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组成纽约都市的三区华人移民达628763人。这是2017年的统计数字，它还不包括纽约市外围的长岛、新泽西州、康州等密集的卫星小镇里的华人。如果把外围地区的人数加上，“百万”是绝对可以达到的。人口调查统计表明，这一百万人来自于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所有中国省市和地区。

想象有一幅浮世绘的画布，在时间线上无限广大且可任意延长，可以承载这一百万之众每一位的人生故事，前世，今生，未来。事实上以我们一己之力，一个人的视界和眼光，即便真有一幅这样的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看不到太多，极目所见——唯父母家人孩子，以及自己的人生路径。这样一幅内容海量的画，并不超凡，与我们几乎每天见到的日常没有太多区别。心理学家说人在日常生活中85%的时间都是靠习惯自动驾驶，并不触动意念和思想。人的无意识中，包含对自己和现实的漠视。写作，要打破的就是这种漠视。

■海中白象多虚幻

《海中白象》中所收的中短篇基本都是普通人家的俗事与琐事，无关宏大叙事。比如同题这篇，父母从江苏小城移民来美，在法拉盛各谋一个打工的工作。母亲是指甲店一枝花，颇有姿色的少妇。因为寂寞，搭上父亲开的装修公司合伙人……这人后来在工地突然跌下梯子，重伤瘫痪，是事故还是父亲故意报复，并无确凿的证据。伤者的亲戚要求赔偿，官司告到法庭，问来问去，私情就开始浮现。待父母离婚，母亲不久去世，“我”也长大成人。父女两人的隔膜，只有到最后一刻的枪林弹雨中才消除，他们像久别重逢那样不顾一切奔向对方，想为对方挡住一颗子弹。最后几秒钟的人生，这对被围困中的父女突然从冷淡的隔膜和经年疏离中走出来，坚冰融化，相拥相抱，经历最深切的亲情。多少人在移民之后生活并不完美，依然含辛茹苦勇敢地活下来，无论远处海里的白象多么虚幻，他们都保有一线希望。鲁迅关于希望的名言怎么说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晚上从曼哈顿岛西岸的亨利·哈德逊高速公路往北开的时候，夜河两岸灯光迷离，切尔西区新建的价值千万的豪宅与哈莱姆区老公寓楼里的窗户，都透出橘色的光亮，从远处看几乎一样。一河之隔是新泽西，密集的灯火从远处照过来，隔着暗淡的河面居然像星星一样闪动着。若坐飞机在纽约的肯尼迪或者拉瓜迪机场降落，夜里，城市的灯光灿烂又整饬有序，地面上街灯和打了亮光的巨型广告牌，以及豪华的摩天大楼的灯光剪影在夜色中绵延到地平线，从缓缓下降的飞机里看这一切，如迎面坠向一面不断放大的魔法星盘，这时候你会莫名地兴奋，仿佛跟随这个世界著名的大都市一起经历“高光时刻”。

有高光，就有低光。有一次，我买了价廉的红眼飞机票去欧洲，接近子夜时分飞机起飞，低低地掠过法拉盛的上空。这时我恰巧掀起窗帘一角看到下面的街景，街上送外卖的人骑着单车，打工的人手里提着塑料包，明显是夜里下班回家；最奇特的是一群一群年轻女子，三三两两，姿态各异，像热带鱼一样聚在街角。这些微雕一样的风景，在客机的舷窗里突然出现又消失。那些热带鱼一样的女子，给我印象极深。但我想写的故事，一直到2017年才出现。八卦谣言，道听途说，新闻和想象，皆可成为素材。小说家第一素质，就是对人与事的警觉。我不能说自己已经达到这种警觉度，但我尽量做到平视。

■人在异乡最脆弱

另一个夏末的飓风季节，因为天气预报的不准确，两小时里内城地下水猛涨，低地上的公路积水成渊。那晚我驾车从机场接了孩子回家，一路看到被水淹的街道上垃圾满地，住在地下室里的人举家从深水里逃出来，衣衫单薄，赤脚站在路上，堆在路边的还有他们宝贵的携带之物——一只行李箱。不能及时逃出来的人们，遗照登在以后几天的报纸首页上。纽约的住房原则严格遵循食物链上的地位等级，越有钱住得越高，新来的移民则住在地下室里，飓风大雨淹到的地下室人家，基本都是移民。换一个地方，人生的冷冽却是相似的，这种视点是当代的，也是后现代的，它超越了原来以“背井离乡”为模式的异乡写作。

《海中白象》这篇最早的故事灵感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在家里待业，准备出国。偶尔听母亲闲聊，说认识这么一个熟人：移民到纽约，去之前变卖了南京家里所有可以变现的资产，“连一个煤球都没剩下”，把一座完全成空壳的房子留给亲戚，然后举家迁到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在那里做最底层的体力活，打工攒钱。过了两年这家人攒了钱，开了一家装修公司，开工后半年，一个员工从梯子上失足跌成重伤。像法拉盛很多小公司，为节省费用而不买工伤保险，结果赔了十万美元的医药费。没过多久我自己出洋然后一直在美国侨居，我意识到这种不走运的事在第一代移民中非常常见。陌生的地方，无依无靠，各自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大概率都会遇到，人在这个时候最脆弱也最敏感。生存的粗糙寂寞，心灵的敏感易伤，这之间的张力形成残酷的诗意。能领略到这种不完美人生中苦熬的诗意，要到中年以后了。在这之前我嫌弃他们，到纽约绝对不去唐人街，觉得老移民土里土气，说英文带着那么重的口音，丢人。真正做到平视，需要历经人生的难和累。

《潮来》《烟花冷》《萍聚》《四分之一英里》虽然故事不同，其实写的都是这种苦熬的诗意。英文中“白象”指大而无当之物，“海中白象”也沿用了这个说法，我以“海中白象”比喻“移民”这个如今很流行的人生选项，移民他乡极有可能是一个耗费财力和生命的奢侈品，事倍功半，徒然一场。波拉尼奥有一个极短篇《吉姆》，写一个越战老兵在墨西哥城里着了魔一样看一个吐火的街头艺人，挪不开步子。每次读，我都把自己带入到吉姆的身体里，像被催眠一样盯着面前朝自己喷过来的长长的火舌。吉姆在差不多要被烤焦的一瞬，被朋友拉走。而我，还站在那里。写作，尤其是短篇小说的写作，给我一个逃脱的出口。生活，只有在文字中、在讲述中，才被赋予了次序、节奏和意义。除此之外，它是大得吓人的一直延伸到天际的星盘，以囫囵巨大的含混性，吞噬一切具体生命的微尘。

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写过一个短篇。那个投稿中被弄丢的故事可以算处女作。除我以外，它只被一两个同学读到过。我记得为了应付这个约稿，特意跑到通宵教室里写，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但总也写不好结尾。我安慰自己，等这篇发表出来，以后写什么就容易了。这个“容易”，三十年后的今天都没有到来。每写完一个故事，我都发愁下一篇写什么。

■海归回京再创作

自从那个大学时写的处女作以后，一直要等到整二十年，2010年回到北京这块文学福地时，才又开始写虚构。那海归的两年，在北京我开过家具店，写过专栏，也做过电视剧的写手。为了训练我这样的剧本小白，剧组统筹特意找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老师来读剧本，谈创意。虽然只有两天时间，但那是我受过的最正式的创意写作训练。长篇电视剧的剧本通常最初要求编剧写人物小传，写剧本大纲。从人物形象开始勾勒，从无到有，几点勾出眉目。写大纲的要求很让我犯难。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要表达什么。若有任何事前的神通能知道尚未写出的人物是什么样，故事是怎么进行的，那也不需要再写作。这个道理，我当时并不知道。

我的思路从不朝大纲方向走。它像一个逃学的孩子，从教室里溜出来跑到街上，被熠熠闪光的街景吸引，声光颜色，无一不好，男女老少，无一不有趣——比如顺义楼台村那些拿暂住证的打工者住的街道，秋天路上推着小板车卖苹果和栗子，早点铺子的油烟，蒸包子和煎饼果子的香气，水沟里发出的臭味儿；偶尔一辆高级轿车驰过，扬起的灰尘，在灰尘中手里提着塑料袋的路人驻足，街上一瞬间的静止。这一切的记忆，在开始敲字时突然像附体一样回到我的眼前，凌乱无杂，又生机勃勃。街上的尘与土，唤醒心里的痛。我不再是我，我变成了别人。

剧本写不出，但虚构的甜头就是这个时候尝到的。我喜欢烟火气里的低首徘徊，我喜欢脏乱差里的跌宕起伏，必须写，“你才知道要写什么，你才知道你看到了什么，你才知道你想说什么。”这是琼·狄迪恩的名言。写作不是把你脑海中已经有的绝妙好文搬到纸上，写作是从混沌芜杂的记忆的矿墟慢慢找到线索，草蛇灰线，在芜杂的生活中找到故事的金线。是写作给生活赋予了次序和价值。小说正是因为隐喻这个魔法，在虚构中可以无限接近真实。虚与实，真与非真，像两只交叠在一起的永动的阴阳太极。

有一次，一个也是作家的闺蜜跟我说，她觉得萧红写《呼兰河传》不是为了揭露和控诉家乡的黑暗，而是因为怀念；萧红在家乡记忆的叙述中体会到怀旧的甜蜜，她不是愤怒的。这个观察我完全同意，人是靠着叙述活下去的，作者的责任是在最混沌的状态中捕捉到最细小的光亮，使它开始有意味，有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