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微信公众号选自《纵横》 杂志2022年第10期：

好老头儿差老头儿

——我家的“老头儿”汪曾祺

按现在的标准衡量，我们家的老头儿汪曾祺大概不算好父亲，毛病太多。在此一一举例说明。

汪曾祺（1920—1997）

溺爱子女

我们家共有三个孩子，一男二女。爸爸对几个孩子都很疼爱，特别是小妹妹汪朝。

1958年，爸爸离开北京，到张家口一家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当时汪朝还不到四岁。等到他再回北京工作时，汪朝已经快上小学了。为了弥补这几年不在孩子身边的亏欠，爸爸对这个小闺女真是百依百顺，带着她到处转，一会儿去公园，一会儿上饭馆，跑累了，还把她背在背上、让她骑在自己脖子上，北京话叫“嘿儿喽”着。一般北京父母带孩子去公园等人多的地方，小孩儿个儿小看不见人群里面的情况时，父亲就会把子女“嘿儿喽”起来，让孩子越过大人的脑袋看看热闹。但是享受这一待遇的孩子，一般不过三四岁，很少有六七岁了父亲还要“嘿儿喽”的。可是爸爸全然不管这一套规矩，经常把汪朝架在脖子上到处转悠。

后来我们才知道，爸爸在农科所下放劳动期间干了不少重活儿，都挺过来了，最后还能背着170斤的麻袋走上45度的跳板，这样的活儿一般人还真干不了。后来我到农村插队，平地扛个一百七八十斤的麻袋还将就，但是“上跳”却从来没敢试过，那得腰腿上都有劲才行，弄不好，连人带麻袋一下从跳板上栽下来，就得残疾。即便有这样的铺垫，脖子上老骑着个几十斤的活人，时间长了也够呛，还会让别人觉得“这个汪曾祺实在太惯孩子了”。可是爸爸不管：“我就这么做了，怎么着？！”

爸爸下放劳动的那几年，正是北京市场供应最紧张的年头，大人孩子普遍都吃不饱。于是，爸爸每次回来探亲，大包小包装的吃食就成了我们窥测的目标。有土豆、有甜菜、有晒干的口蘑、有橙色的黄油，有一次他还弄回了两只兔子，是跟所里职工买的。爸爸说，口蘑是自己在坝上工作时采的，黄油是农科所奶牛产的牛奶提炼的。这些都要加工后才能吃。可以直接入口的，是两玻璃瓶的糖稀。那是用当地产的甜菜榨汁后熬成的，又黏又稠，黑乎乎的，吃下去直齁嗓子。但是，当时市面上极少有糖果卖，即便有也是价格奇高、质量极差（当时叫“高级糖”），因此能吃上点儿带甜味儿的糖稀已经是难得的享受了。到了晚上，我们几个孩子围坐在一起，仰起脖子，嘴巴张得大大的，爸爸手执一把小勺，从玻璃瓶中舀起一勺糖稀，慢慢倒进一个人的嘴里，让他在一边咂摸滋味，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那模样，就和一群嗷嗷待哺的小鸟等待喂食差不多。爸爸，就是那个喂食的老鸟。

爸爸不在北京时，我们的日常三餐都在食堂吃。他回来探亲，会接长不短地做上两顿饭，表示一下心意。当时市场上没什么可买的，只能凑合事儿。一次回来，赶上茄子上市，爸爸就做了一顿茄子馅儿的饺子，虽说没什么荤腥，味道还不错。妈妈吃了也挺满意，于是下令让他再做一顿，请办公室的同事尝尝。那顿饭可是砸了锅了，饺子下锅之后便没有囫囵个了，皮儿是皮儿、馅儿是馅儿，成了一锅片儿汤。妈妈的同事居然还说好吃，也许是真饿了。现在看，那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面粉质量太差，又黑又粗，和现在的全麦粉差不多，擀出的皮都飞了边，费了老大劲儿也捏不住，下锅后自然一塌糊涂。后来人们说爸爸是个美食家，其实他也能把饺子煮成片儿汤，如果食材不凑手的话。

三年困难时期，妈妈算是高级知识分子，每个月能供应几斤鸡蛋、几斤猪肉，还有食用油、白糖和几斤黄豆。其他食材都好办，三两下就消灭掉了，唯独那几斤黄豆，如何处理便成了难题。炒着吃或是煮着吃，味道都不好，吃完还老放屁。爸爸从张家口回北京后，这些黄豆顿时成了宝贝。他把自己在坝上采得晒干的口蘑，切碎后放一点与黄豆同煮，加入盐、酱油和一点糖，煮好的黄豆还要放在案板上晾晒，待到表皮发皱，便大功告成了。这种口蘑黄豆咸中带甜，味道很鲜，爸爸除了给家里人吃，看望老朋友黄永玉时，也带上一些。黄永玉的儿子黑蛮吃了，在日记中写道：“黄豆是不好吃的东西，汪伯伯却能把它做得很好吃，汪伯伯很伟大！”送黄豆这件事我们不知道，是爸爸自己在文章中透露的。看得出他还是很得意的。

爸爸偶尔也会“虐待”孩子，一个典型例证就是让我们从小喝酒。准确说，是尝酒。我们兄妹几个，三四岁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喝酒的时候，如果妈妈不在，就会拿筷子头在酒杯中蘸上几滴白酒送入我们嘴中，看到我们龇牙咧嘴的样子，他还在一边偷笑。这样的“家法”一直延续到第三代。我女儿汪卉从小住在爷爷家（准确说应该是在奶奶家，因为奶奶才是房主）。两三岁时，她看到大人吃什么，都要凑过去尝一尝。一次，爷爷用筷子头蘸了一点儿白酒滴到她嘴中，小家伙咂摸了一会儿，皱着眉头晃着脑袋说了一个字：“那！”引得大家一阵哄笑。她想说的是“辣”，但是舌头不利落说成了“那”。从此以后，看见爷爷喝酒，汪卉再不去凑热闹，因为“那”。

这个汪曾祺为什么要让孩子从小就尝烈酒的滋味？也许他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也许是让我们早早知道生活中会遇到各种滋味、酸甜苦辣都需要尝尝，也许就是为了乐和乐和。以我们对他的了解，更有可能是最后一种。他平时从来不和我们讲大道理，更犯不上借着喝酒阐明什么人生哲学了。

忽视教育

我们那一代孩子从小都是放养，家长不怎么管子女的教育。一是工作忙，二是没有这方面的意识，觉得教育孩子是学校的事情。但是像我们爸爸那样大撒把、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基本不闻不问的，还是不多。

我的大妹妹汪明一直记着一件事。上小学时，她的成绩一直不错，但是有一段时期因贪玩儿没好好听课，期末数学考试竟然只得了64分。班主任送给她一句评语，说她这次是“猴子坐滑梯——一出溜到底”。当她战战兢兢把试卷交给爸爸签字时，爸爸瞄了一眼，有些意外，接着笑了笑，轻轻拍了拍她的脑袋，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老师收卷子时问汪明：“挨打了没有？挨斥儿了没有？”当听说既没有挨打也没有受到训斥时，老师很纳闷儿，拿起卷子看了半天，最后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呢，你爸爸又不是你的亲爸爸，管你那么多干嘛！你看，你姓汪，你爸爸姓曾嘛！”原来这个汪曾祺图省事，签字时没把姓带上，只写了“曾祺”两个字。

爸爸在子女学习上出点小岔子时的貌似不在意，其实比连打带骂的效果更好。小孩儿犯了错，一般心里都明白，也会想着尽力改正，家长实在用不着大动干戈。此后汪明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

孩子学习好不好，爸爸不太上心；但他也有上心的事，就是让我们吃得好一点。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市场上的东西多了些，饭馆也有些特色饭菜售卖了，爸爸也回到北京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全家晚上经常不做饭，吃饭馆，沿着宣武门到西单的马路一路向北，哪家饭馆人比较少就进去吃一顿。什么烤肉宛、四川饭店、又一顺、同春园、大地餐厅（西餐）、恩承居、峨眉酒家，都去过。到了月底，家里常常是盘儿光碗儿净、镚儿子儿全无，还得找妈妈的同事借个十块八块的应急，熬到月初发工资再还上。然后接着吃。在这一点上，爸爸和妈妈的见解倒是很一致，认为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亏了营养，吃好最重要，别的都在其次。

一次，全家人又要出去吃饭，正赶上汪明下午上四节课，放学要晚一些。她们学校是半日制，上课有时在上午有时在下午。怎么办？爸爸妈妈很快找到对策，命令我赶到妹妹的学校，找到老师说：“家里有点急事儿，汪明能不能请个假，早些回家？”老师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当然立即批准。出了校门妹妹才知道，让她火急火燎地赶回家，就是要早点出发去吃饭馆。为了一顿饭，还要找老师编瞎话，能做到这个份儿上的家长，大概不多。不过，这样的决策应该是妈妈做的，爸爸只是胁从——他在家里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爸爸对于子女教育也不是一点都不上心。我1958年上的小学，那一年学校首次教汉语拼音。我学完拼音后爸爸已经到张家口劳动改造去了，于是就用abcd给他写了一封信。为了给我回信，他居然现抓挠学会了汉语拼音。这是他在文章中说的，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能记得的一件事就是上小学三年级时，他从张家口给我寄来了几本厚书。其中一本是《吕梁英雄传》，讲述打鬼子的章回体长篇小说，还有一本是《西游记》。这可不是小人书、连环画，是吴承恩的《西游记》原著，有好几百页，文言文、繁体字、直排。当时的语文课还没有教到古文，爸爸却寄来这么本书，叫人怎么看？那本《西游记》在我的床头摆了好长时间，有一天我打开翻了翻，发现连蒙带唬的也能猜出几分意思。于是，每天睡觉前我就翻上两页《西游记》，看得懂是它，看不懂也是它，很快就睡着了。最后，这部《西游记》居然让我翻完了。这是我看的第一本繁体字的直排书。有了这番磨炼，语文课再学古文时就轻松多了。多年后，我问过他老人家为何给我寄这些书，是不是想提高我的阅读能力。他的回答很简单，当时他劳动的地方是张家口的一个镇，叫沙岭子，镇上有家供销社，除了锄头镰刀、布匹鞋帽、针头线脑之外，偶尔也卖上几本书，内容很杂，赶上什么算什么。一次他看到了这几本书，觉得我大概还能看懂，就寄回来了。原来如此。

不过，我上初中确实是爸爸帮了忙。我上小学后一直怵作文课，主要是不知道写些什么，数学倒是一直不错，能在全校排到前三名。不过我上的那个小学很一般，全校前几名也就是那么回事。我小学毕业是在1964年，那一年北京的小学毕业和初中入学是两次考试，毕业考试的作文试题是《我的家庭》。考试结束后，妈妈看了看我的作文卷子，摇了摇头，对爸爸说：“给孩子讲讲怎么写作文吧。”那一次，爸爸倒是挺认真，看了我的“小作”后，说了一句：“要写具体点儿，要有细节。”然后接着说：“你写妈妈是新华社编辑，工作很忙，接下来就没有内容了，这不行。要把她怎么忙写出来，比如她经常加班，饭桌上总有一副碗筷是空的，有时一出差就是一两个星期，连个信儿也没有，家里人正担心呢，她却乐呵呵地回来了，脸上晒得黝黑……”经过如此一番指点，我顿时觉得，写作文也不是那么难嘛。也是苍天有眼，那一年北京市小升初考试的作文题居然也是《我的家庭》，我按照父亲的教诲尽情发挥了一番，结果顺利考进了市里一所一流中学。看来，这个汪曾祺指点孩子改进作文还有两下子。

不过，爸爸再次给我讲如何写文章，已经是我考入大学之后的事了。

上大学时，中国文学史这门课的期末考试是交一篇读书报告，从诗经楚辞到宋词元曲，老师开列了一黑板题目，供学生选择。我一看有一个与元杂剧有关，题目是《有情有义的底层女子——评元杂剧〈救风尘〉中赵盼儿的形象》，便马上认领下来。尽管我连《救风尘》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但家里好歹有个写戏的老头儿，他们团的赵燕侠以前还演过《救风尘》，凑点材料观点应该没问题。果然，老头儿一听说《救风尘》，马上来了精神。他告诉我，赵盼儿不仅有情有义，更兼有胆有识。她的好姐妹宋引章被一个叫周舍的人蒙骗从了良，嫁给了这个纨绔子弟，结果过门后饱受虐待，生命堪虞，只好向赵盼儿求救。赵盼儿只是一个妓女，既无权又无势，于是她利用自己的身子做武器，谎称要嫁给周舍，诱骗这个恶人写了休书，让宋引章获得了自由，自己也通过周密谋划顺利脱了身。关汉卿把赵盼儿作为正面人物讴歌，显示了他对底层女子的同情和先进的人道主义观念。我把家里的《元人杂剧选》翻了一下，还真和老头儿说得差不多，于是这篇文章照此思路顺利写成，题目还加上了“有胆有识”几个字。想想也有点意思，当年老头儿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就当过“枪手”，替同学写过谈李贺诗歌的读书报告，闻一多先生看过之后的评语是：“写得很好，比汪曾祺还要好。”到了我上大学，他又为儿子的读书报告出谋划策，只是没有亲自操刀。这个老头儿，肚子里不知装了多少货。

爸爸对我们的教育往往都是这样随心所欲、有头无尾。我从1968年起在山西待了整整10年，先是在农村插队，后来到炼钢厂当炉前工，1978年才考回北京上大学。工厂干活虽然挺累，但干够8小时就能休息，空闲时间多一些，下班之后可以看看杂书。我还订了一份《人民日报》，看过之后便用来临帖，练毛笔字。有一次，闲来无事，我就用毛笔小楷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没想到，爸爸很快给我写了回信，让我很感意外。因为平常写信的都是妈妈。他在信里说，看到我用毛笔写的信，很兴奋，没想到我在工厂还能练字，希望坚持下去。还信誓旦旦地说，过两天要去琉璃厂给我选几本好一点的字帖。不过，此事再无下文，害得我书法家也没当成。

后来才知道，爸爸当时还真给我看字帖去了，结果让人撅回去了。他在1972年写给好友朱德熙的信中说：“文物出版社有一门市部在王府井，现在还有没有？在哪里？我想去看看有没有影印的字帖。汪朗来信，忽想习字，要帖。我到琉璃厂一看，帖价真是吓煞人，一部‘淳化阁’要300元，一本‘争座位’，80！”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自己当年去琉璃厂中国书店，让售货员把书架上的《淳化阁帖》拿下来看看，售货员打量了他一眼，甩出一句话：“一部300元。”爸爸明白这是说他买不起，只好落荒而逃。他也确实买不起，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一百出头，这在当时还是高收入呢。那年头，我连《淳化阁帖》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不可能想要临这种帖。是他自己没事瞎闹腾，结果吃了瘪子。

对于第三代的教育，老头儿也是闻而不问。汪卉两三岁的时候，我们和其他父母一样，给她买了几本童谣、古诗词之类的书，没事哄着她背两首。老头儿从来不掺和这些事，只是和孩子瞎逗。有一次，我们家的安徽小保姆教汪卉念一首自己小时念的儿歌：“老头子，上山抓猴子。猴子一蹦，老头儿没用。”老头儿听了，从自己房间溜达出来，笑嘻嘻地跟孙女捣乱：“猴子没蹦，老头儿有用。”汪卉知道他在申请表扬，大声说：“没用，没用！你这个老头儿就没用！”老头儿挨了孙女一顿斥儿，很满意：“好好，没用就没用。”回到房间继续写他的文章。后来，他还把这段对话写进了小说。

甘当“老头儿”

爸爸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太不讲究父道尊严，弄得家庭地位不断下降，最后成了一个“老头儿”。

爸爸脾气一直不错，极少对我们疾言厉色。只有汪明小时候过分淘气，让他拿鸡毛掸子打了一顿屁股，由于仅此一次，所以印象深刻。以后她经常拿这段光荣经历说事儿，说当年挨过打，弄得爸爸满是愧疚，觉得一辈子对不起孩子。我们比较背时，连“声讨”他的资格都没有，因为确实没挨过打、没受过骂。

爸爸年轻时脾气其实不怎么样。他上大学时，一次在饭馆吃饭看到一个不相干的人不顺眼，就用鄙夷的眼神一直盯着他，直到把那个人惹毛了，窜将过来对爸爸大声喝道：“看什么，看什么？有本事出去，咱俩一对一！”这场架最后没打起来，不然爸爸准得吃亏、让人教训一顿。他动手的功夫绝对没有眼神厉害。

后来，爸爸偶尔也发发脾气。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他曾经被列入“四人帮”的“第二套班底”，被清查了一番。这当然是没影儿的事，爸爸为此很不忿儿，回家喝点小酒后，便开始“大批判”，说这个不懂政策，说那个不讲原则，说自己大大的冤枉，有时候还气哼哼地叫嚷：“我要剁指明志，以后再也不写东西了！”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是妈妈出面大喊一声：“汪曾祺，差不多了，不许再闹！”这当头棒喝往往有立竿见影之效，爸爸很快就不再吭声。妈妈对爸爸的称呼是有鲜明层次的：细声细语地叫“曾祺”，那是亲密的表示；叫“曾祺”时调门提高，那就带有警示的意味了：如果调门提高的同时连名带姓喊出“汪曾祺”三个字，那么事态就很严重了，这时爸爸再闹腾也会马上老实下来。后来，爸爸找到了排解郁闷的方法，每天喝完酒，就开始画画，画大眼睛鱼，画歪脖子鸟，一边画，嘴里一边“噗噗”往外吐气，显得很享受。画完还在上面题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自打画画之后，他的心情好了许多，慢慢就不闹腾了。

爸爸有一好处，无论在外面受了多大的憋屈，都不会回家拿子女出气。他从来不说“我（是）爸爸，就该听我的”之类不讲理的话，有时还跟我们念叨他们家父子是什么关系，就是“多年父子成兄弟”。这也是他对待子女态度的理论基础，既然是“兄弟”，就不能讲什么尊卑有序之类的屁话，父母和子女应该平等相处。对此，我们倒是不反对，他的家长地位则在“兄弟”式的交流中不断下降，一来二去，他在家里的尊号，便成了“老头儿”。

“老头儿”之名问世的时间是在爸爸60岁之后。开始时是妈妈叫，以后我们也叫，到后来连汪卉和外孙女齐方也是“老头儿”长“老头儿”短的，全然不把这个爷爷放在眼里。他倒是一点儿不在意，谁叫“老头儿”都乐呵呵地答应。汪卉三四岁时，周末回家和齐方玩开公交车，一个当司机一个当售票员，老头儿则被勒令充当乘客，而且是唯一的乘客。我们都不耐烦陪她们玩儿，老头儿则乖乖坐在小板凳上，一会儿接受查票，一会儿又要听从指令买票，还得经常问问到哪一站了，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这个乘客还不许下车，直到她们玩够了为止。

老头儿成了“老头儿”之后，发表的东西越来越多，在外面也有了点名气，但是在家里的地位却不见上升，还经常受点打压。他60多岁时有一个习惯，文章写好后，总让家里人先看看，名为听取意见，实则申请表扬。我们都明白他的那点“小九九”，采取的对策是，好话尽量不讲，问题能挑则挑，绝不让其“阴谋”得逞。

一次，众人审查“老头儿”的小小说《陈小手》时，妈妈对其中的一句话提出了异议。原文是：“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要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妈妈坚定地认为，这样的表述不科学，因为遇到产妇难产时，再高明的医生也要借助手术机械和药物解决问题，不可能只凭两只手，“林巧稚也不行”。妈妈的这番话有着充分依据，她在大学学过生物专业，后来在新华社多年从事医学报道，认识许多大专家包括林巧稚。再有，我就是在协和医院出生的，还是林巧稚接生的。据妈妈讲，她本想让我在6月1日生下来，以后年年生日都是儿童节，但由于难产未能如愿，晚了一天，最后还是林巧稚用产钳把我夹了出来。面对记者妈妈铁一般的事实，作家爸爸毫无招架之力，只好很不情愿地在“都能接下来”的后面加了一个括号，内写：“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如此这般之后，审查方告结束。这件事后来我每每想起来就会发笑，一帮文学外行对老头儿的作品说三道四，生生要把小说变成科普文章。亏得这种事情不是太多，不然老头儿可倒了大霉了。

说来也巧，2021年底我去现代文学馆做一个访谈节目，碰上他们在拍摄老头儿的手稿，其中居然有《故里三陈》，《陈小手》就是其中的一篇。我借机把《陈小手》的手稿翻了一下，果然，里面那个括号和文字是后来添加上的，最初的文字中并没有。我赶紧用手机拍了下来，以证明这个故事并非杜撰。

老头儿在家偶尔也会发点小脾气，主要是在饭菜上桌后没人响应的时候。我们家多年由他主厨，特别是周末一家人团聚的场合。老头儿做饭十分用心，提前两天就琢磨吃点什么，还要经常换换花样。可是等他费劲巴拉做好饭菜之后，众人总得三请四请才会慢腾腾地上桌，此时妈妈往往还要半躺在床上，翘着一只脚，哗啦哗啦地翻看报纸，弄得老头儿很是无奈。好不容易等到妈妈上桌，她还要说些闲话拱火。比如看到比较稀罕的吃食时，妈妈就会习惯性地发问，这是什么东西、哪儿来的、收拾干净没有、卫生不卫生……爸爸实在忍不住了，就会气哼哼地说：“哪儿来的哪儿来的，垃圾箱里捡的，阴沟里淘的，全是细菌，爱吃不吃！”妈妈听了，知道把爸爸惹恼了，就咯咯地笑，赶紧往盘子里伸筷子，老头儿的火气也就消散了。后来我才明白，老头儿发脾气是提示我们，别人的劳动成果应该尊重，不能不当回事儿。

老头儿家庭地位不高，和他不掌握财权也有关系。他的工资，除了留下日常买菜钱、去单位时中午吃饭钱以及抽烟喝酒钱以外，都会上交。后来有了稿费，大头儿也都交给妈妈。老头儿交钱很有仪式感，先把累积的稿费一一点清楚，扣除一些零花钱，然后拿着一沓子钞票往妈妈面前一伸，还要神气活现地喊一声：“交柜！”如今我想起这一幕还会笑。当年饭馆伙计伺候完顾客，会有一笔小费，这笔钱个人不能独吞，要交到管事的手里，晚上打烊后大家分享，这就是“交柜”的由来。爸爸能说出这个词，还真把自己当作家里的小伙计了。照这么看来，叫他一声“老头儿”，不过分。

这就是我们的爸爸——汪曾祺。一个好老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