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之王”如何影响西欧历史

《瘟疫之王：黑死病及其后世界》 （英）罗伯特·S.戈特弗里德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以来，原本尚属象牙塔内的疾病与医疗史热度骤升，成为许多出版社和公共媒体竞相追逐的热门选题，其中最多聚焦的话题自然是人类曾经经历过的那些瘟疫。谈及世界历史上的著名瘟疫，首先莫过于1347年到1351年在欧洲大陆发生的鼠疫，也就是俗称的“黑死病”。

过去600年间，西方学界对黑死病的研究持续不断，各种猜测和新的观点层出不穷，除历史学外，生命、遗传、生态、动物等自然学科的研究者也纷纷加入讨论，形成了大量成果。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菲利普·齐格勒（Philip Ziegler）1969年出版的《黑死病》，第一次以现代人的视角对那场惨绝人寰的中世纪灾难进行了总体论述，随即成为经典之作。

同样是综论性的著作，英国罗格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S.戈特弗里德（Robert S.Gottfried）的这本《瘟疫之王：黑死病及其后世界》成书于1983年，较齐格勒的著作更进一步，吸纳了许多晚近研究成果，堪称这一领域的代表性论著。本书特色是在论述黑死病起源和发展时，特别分析了自然生态等外生环境因素。

例如关于中世纪黑死病的暴发原因，长期以来莫衷一是。当时经历过黑死病的人们限于医学知识不足，对黑死病的起源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猜测：主导中世纪神权秩序的教会认为，黑死病的降临是上帝对人类的罪行进行惩罚，人类只有通过不断祷告和忏悔才能获得拯救；还有一种来自医生的观点认为，天体运行等自然力量导致空气腐化，毒气让人类产生了有毒的体液；有人则认为，黑死病完全是因为有人在井水里投毒的结果。不过，这些都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臆想。

现代医学证明，黑死病的病原体是鼠疫耶尔森菌（又称鼠疫杆菌），这种细菌的重要宿主是老鼠等啮齿类动物，并能通过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进行跨物种传播，感染性极强。正如薄伽丘的名著《十日谈》中描写的那样，人感染鼠疫后，会在腹股沟或胳肢窝下出现肿块，然后身体多个部位呈现黑斑或紫斑，一般三天内就会死亡。

对于深受马尔萨斯人口观念影响的学者来说，黑死病在西欧广泛流行实质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的内在危机——人口数量超过食物供应导致饥荒。而戈特弗里德则着重强调了黑死病大规模暴发需要满足特定的环境因素：“首先是昆虫和啮齿类动物的生态因素，携带病菌的跳蚤和啮齿类动物必须栖息在离人群较近的地区；跳蚤必须出现胃肠阻塞，或有鼠疫耶尔森菌滞留于消化系统中；第二宿主必须在跳蚤转移至第三宿主前死亡；第二宿主中必须暴发动物流行病而非地方性动物病；第三宿主必须为人类，而非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第二个关键因素是气候。”严寒或者酷热都会限制印鼠客蚤这种鼠疫媒介的活动，因此黑死病的流行一般都在夏末秋初。

无论如何，当今学术界已经公认，鼠疫病菌起源于13世纪的中亚地区，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将病菌传播到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各个角落，当然在戈特弗里德看来，13到14世纪欧亚大陆气候环境的变化也加速了黑死病的剧烈传播，两种因素缺一不可。

黑死病带来的直接灾难显而易见，死亡人数至今仍然无法得到准确的估算，田园荒芜、百业凋敝、经济停滞、秩序解体、民众叛乱……然而从长时段来看，黑死病对中世纪西欧社会产生的影响更为历史学家重视。

首先是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系统的萌芽。黑死病无情地淘汰了旧的医疗观念，催生了现代医疗制度。在黑死病暴发之前，重哲学理论、轻临床实践的内科医生地位最高，因为他们是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和古罗马“医圣”盖伦的门徒。在面对黑死病时，内科医生束手无策，反而是拥有解剖学知识的外科医生更容易取得人们的信任，外科医学也因此兴起。黑死病蔓延之前，医院的功能主要是隔离传染病人，任其自生自灭。黑死病疫情消散后，很多医院都开始尝试治愈病人，尽管当时的诊疗手段十分粗糙，但医院的功能确实已经从隔离发展到了治疗。其次是经济领域的变化，在黑死病造成劳动力匮乏的背景下，土地价格下降，劳动力价格上升，地主被迫支付高昂的工资雇佣劳动力耕种土地。同时地主对于劳动力的管理和约束能力也在不断地下降，人口开始广泛流动，中世纪西欧的庄园制度、农奴制度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随之瓦解。

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增加也间接推动了科技发明的进步。用戈特弗里德的话来说，就是“短缺是发明之母”，他举了捕鱼业的例子加以说明。黑死病来临前，渔民们为了防止鱼肉变质，都要在完成捕捞后尽快返回陆地，对鱼进行腌制处理。但1380年左右，荷兰的渔民改进了船上的腌制、干燥和储存技术，如此就延长了捕鱼船在海上的持续航行时间，捕捞量大大提高。

除此外，戈特弗里德在书中还论述了黑死病给西欧社会带来的教育、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影响，但一种合理的质疑很容易被提出，即这些巨大的社会变革是否都可以简单地归因于一场瘟疫？

戈特弗里德对这个问题有着清醒认识，他并没有无限夸大瘟疫对复杂历史进程的影响：“在评估鼠疫第二次世界性大流行的长远效应时必须小心谨慎，谨防出现类似‘后见之明’的观点，即在明确欧洲15世纪末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向前推论，假定一切都应归咎于人口骤减。并不是发生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所有重要变化都能归因于鼠疫第二次世界性大流行。”这一点提醒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