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值得追索的问题

——从《应修人日记》看文学新青年入党心路历程

《应修人日记》，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吸纳了一批优秀分子，这些人为何会加入共产党，他们入党前有着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和个人经历，是一个值得追索的问题。应修人是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开始和中国共产党接触的，此前，从1917年开始，他留下了数年的日记，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共产党人的入党前史。

应修人式的走向革命之路可能是常态，

其留下的数年日记，

对理解一个时代的趋向弥足珍贵

1925年，应修人在五卅运动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应修人受中共党组织委派，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1933年5月，丁玲被捕，应修人去接头时被守候的特务发觉，搏斗时坠楼离世，时年33岁。

投身革命前，应修人是上海一家钱庄的店员。这样一个有着良好经济地位的青年人，何以会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最终为之牺牲生命，颇值得关注。实际上，应修人的革命之路并不是个案，当年的很多革命者，本身经济环境都不差，用经济地位解释他们的革命动机常常不能切中要害，应修人式的走向革命之路倒更可能是常态。以此，1917年到1923年，应修人陆续记下的数年日记，就成为了解当时青年人的一个窗口，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后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年轻人的内心世界，这对理解一个时代的趋向弥足珍贵。

不过，从日记看，应修人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政治革命的，他很长时期的选择毋宁说是实业救国。五四时代的应修人，政治态度不明确，他讲救国、救社会，却对政府和政局不关心，在意的是培养国民的公德和公心，这当然也是新文化极力弘扬的道德。他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公德，1919年1月记有：“讲到做人，应该做公益事。我乡风俗快要改良、纠正，都和我心相同。真欢喜咧！”10月份，批评一个朋友：“志还未定，想学诗，劝不必。已允先去学英文，抄音号与之。并竭力攻击他要先为己，后为公，又不喜做平民的意思。”

新思潮的涤荡

正因为应修人满怀公心，又受到新思潮的涤荡，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义无反顾投身其中。5月4日这天，应修人正好“到广货店买丝光灰点色爱国布一丈三尺，每一角四分”。爱国布正应了北京这天运动的主题。当然，由于消息滞后，上海这一天并无动静。直到5月6日，应修人才在日记中首次做出反应：“北京专门校以上学生多人举行示威行动，到曹汝霖家，数卖国罪，有章宗祥及日人在。章受伤极重，曹逃其家。电灯走火，焚数间。学生三十二人被拘，校长往保，不许。”7日，上海开始集会，“本埠因山东问题开国民大会，到二万多人”。12日，应修人等仿效救国十人团，亦成立十人团组织，“以提倡国货、奖励储蓄为大旨。推冯蕙生君为代表，我为书记。”此后一段时间，应修人起草救国十人团章程，和“救国联合会”联络，投入到全市的抗议运动之中。

学生运动乃至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却也倏聚倏散。运动高潮过后，应修人记下朋友的来信：“来焕堂兄白话信，痛论政局之坏，人民之热度已过。”这应该会是很多人的感受。这时，他虽然倾向民主政治，看到民主思潮推广会感到兴奋：“《时事新报》登日本黎明会消息（在《学灯》内），知日本民主主义也大发动，可喜也。”但并不热衷政治，日记中写道：“夜小琴去，持《孙文学说》来，略看。”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感触。

一个文学青年，

终于也准备“捏把雪亮的刀”，

出力杀贼

正因此，在1920年代初开始激荡的政治风潮中，应修人更多还是沉浸于文学世界。这期间，他和政治走得最近的一次算是康白情成立新中国党时，邀请他加入，而他也首肯。1923年8月13日的日记写道：“康洪章从美国旧金山来信，和新中国党旨趣书，和入党愿书。新中国主义是‘咸宏中国魂而掇其菁英，极（汲）用泰西制度文物而准乎实用。’党纲是：政治——国权统一，国民自治，四权并立（行政、立法、司法、考工）；经济——差别生产，中庸分配，惠侨保商；社会——文化奖励，劳工保护，男女平权。已设筹备处，康是执行主任。我想加入。”应修人之所以这时改变之前不直接参与政治的立场，答应加入新中国党，在写给冯雪峰劝其一同入党的信中，透露了内心想法：“文学事迟，时不我俟，试看国门外蹲满饿虎，门里又豺狼当道，我们一手放不下笔，一手要去捏把雪亮的刀；非同时分一分力以杀贼不可。”看得出来，1923年的应修人，已经和五四时大不相同，这里面，不光是个人思想的变化，还有时代思潮的激荡，改造现实和社会政治呼声的不断高涨，让一个文学青年，终于也准备“捏把雪亮的刀”，出力杀贼。

从应修人的思想变化轨迹

看其投身革命的原动力

循着应修人这样的思想变化轨迹，再看他走向共产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觉得不突兀了。有意思的是，1919年的日记中他就提到过共产主义，这年元旦他说：“望二十岁起很竭力地做一个人，种种志愿决不可一时忘却，要一日一日的做近去，可爱的大同呀！共产呀！农村呀！我努力的来预备。”真正能看出应修人思想重大变化的是孙中山去世后他写的一篇感想：“这汽管今天叫得破格地响，是在我屋外挑战，声声是‘你们底孙先生死了！你们底孙先生死了！’这便是一切资本家的喉咙吗？可怜只会黑夜里狂吠的资本家呵！看出去全是昏暗，听到的只有强暴的威吓，这样的中国，而弱者这面一员有力的战将又已是死了将有一昼夜了。”应修人把对孙中山去世的哀悼转换成对资本家的愤怒，可以看出，如果当年应修人还有实业救国的想法，那么此时资本家已经成了应修人心目中的敌人。楼适夷回忆：“和当时许多先进青年一样，他到处去找寻真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先生的逝世，给予他以极大的震动，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楼适夷的说法，贴切道出了应修人的思想变化。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变化，五卅运动的大潮掀起后，应修人迅速站到了运动的第一线，并由此实现了和当时中国最具行动力的政治力量的结合。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