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人之爱

《捉住那只发情的猫》谈波 著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从第一部小说集《一定要给你个惊喜》（2016年）到新作《抓住那只发情的猫》，小说家谈波为读者贡献了一种“远文坛，近市井”（韩东语）的写作风格。

谈波的小说首先胜在语言。他的语言俭省、活泛，往往三言两语就写出人物的情状和背景。这点在《大张的死与她无关》中发挥得尤其好。比如开篇这段：

大张家住体育场北门外日本房，你随便提一场球赛，大张都看过，小时候他夹在大人中间往里蹭，北门不行换东门，东门不行换南门，后来出名了，人就是票，把门的争先跟他打招呼，带五六个人没有问题。

大张不踢球，只讲球。

寥寥数语，一个热衷讲球的“球痴”形象立了起来。大张因足球而声名鹊起，也因足球而落魄至极。为了足球，他不找工作不顾家，最后离婚，净身出户。某天，大张在翻球场栏杆时意外撞伤后脑勺。临终前几日，是和一个疯女子一起度过的。这篇小说无甚曲折离奇的情节，却明写了大张的人生，暗写了疯女子的悲剧。这种写法，不是卡佛式的“极简主义”（少描写、多对话、反戏剧化），更靠近中国的说书传统，类似汪曾祺的《异禀》《受戒》一脉。

巧用“叙述人”（说书人）构建小说，也是谈波小说的一大特色。这里的叙述人同时是故事的关键人物。比如《一生只爱克拉拉》这篇，主人公达明年轻时因帮人私刻公章被劳改，出来后抱定决心打一辈子光棍，面对河南姑娘葛妹妹的热情追求，总是冷漠相待；某次喝多，达明才向“我们”这些大院孩子道出实情：原来他年少时随父母下放农村，遇上了一辈子的挚爱——苏联姑娘克拉拉。两人语言不通，却缔结了一段超越语言和国族的爱恋。临别回国前，克拉拉留下她在斯大林广场铜像前拍的相片和绘画作为纪念。达明最后迫于外部压力与葛妹妹结了婚。为了“拴住”达明，葛妹妹改名“葛拉拉”。

达明是小说主角，同时也会讲故事，这种叙述人兼人物的写法在《保尔》中有进一步的发挥：“我”打出租车偶遇司机“保尔”，保尔是“我”三哥的朋友、三嫂的前男友，他一肚子故事，被年少时的“我”称为“讲故事的那个人”。与“我”偶遇之后，保尔向“我”叙说往事，原来保尔被判无期徒刑和枪毙只是传闻，这次出狱归来是想重寻昔日恋人。小说写道：“保尔的讲述生动感人，十几年的囚徒生活并没有改变他以往的谈话风格，这种风格就是自然修饰的真实，特别好听。”这种“自然修饰的真实”亦是谈波小说贯穿始终的风格。

除此之外，谈波的小说在结构上亦匠心独运。《“娘啊，爱呀娘！”》由两部分构成：前半部分，铃子被夫家和母亲抛弃、四处要饭、最后在下雪天冻死——这部分由母亲生前向“我”讲述；后半部分，母亲去世后，“我”睹物思人，为铃子的故事虚拟了一个温暖结尾：铃子没被冻死，而是捡了个残疾弃儿，活到八十岁，儿孙绕膝。两个故事，虚实相生，寄托了“我”对母亲的怀恋，赋予了小说童话般的质地。

除了语言和结构，谈波最关心的是“人物”。他的主人公身上都有种“痴人之爱”——他们被时代造就，又超脱于时代，正是这种特殊性打动了读者。

此外，谈波还塑造了这样一类人：他们饱受生活的磨难和折堕，依旧怀抱某种江湖道义和淳朴。比如《零下十度蟹子湾》里，李雅为森哥讨回公道，捅死了蟹船老板金老板，以激烈极端的手段惩恶扬善；比如《抓住那只发情的猫》里的东北人刘勇，他游走在治安混乱的“江湖”中，有勇有谋，为救被绑架为人质的小女孩，不惜一死。这些形象，可以说是复仇、忠义等古老主题的现代还魂。

谈波关心“人物”，但他不对人物妄加道德评判。他只是熨帖地写，把人物的面貌、心性、隐忧和秘密平实地写出来。家国大事在个体命运身上消隐，人物始终像石柱立着，任凭时代洪水摧折而过。这种写人造像的笔法来自古典小说传统，又经过现代主义的淬炼，与时代相嵌。谈波频繁写到大连的殖民地史（“小鼻子时期”）、中苏关系、“反右”“文革”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市场化社会。这些或成为人物苦难命运的源头，或淡化为历史背景，或是人物活动的主要舞台。它们幽灵一般浮现，为小说营造出浓郁的城市氛围。

可以说，谈波秉持的是“以退为进”的小说观。他不是退回“写实”的老路，而是切近人物内在，通过塑造“典型”人物重申小说的文学性。作为“讲故事的那个人”，谈波以“业余姿态”写出了至为纯粹的小说，这在当代中国文坛，是个罕见的存在。

（林培源，青年作家，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