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纷繁的人情与关系透视新时代乡村之变

乡村寂静与心底波澜

《野望》 付秀莹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野望》的故事，当从《陌上》起。

在《陌上》中，付秀莹面对广袤而单调的华北平原，以故乡为摹本，创造了芳村。她让她打小就熟悉的小姐妹、婶子、大娘们从乡村的后台走到人生的前台，在这个逼仄又敞亮的舞台上向读者诉说无尽的心事。《他乡》，是一次“战略转移”：小梨离开芳村，去城市寻找自己的命运，可是，芳村始终深埋在她的心底，是她丝丝缕缕似有若无的牵挂。如果说，《他乡》的主题是离开，那么，《野望》又回到了芳村，犹如一个圆又回到了起点。但是，显然有什么东西，与此前不一样了。

她努力实现着自己的理想：经由可辨识的语言，创造一个独特、自足的世界。显然，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困难在于，前辈作家和同代作家已经围绕乡村作出了各种各样文学的围追堵截。一代又一代作家受惠于他们所创造的写作范式，为他们所荫庇，但同时也为他们所限制。于是，在当代文学中我们看到了大同小异的乡村。要突围，要写出独特的乡村，是对一个作家创造力的考验。困难还在于，较之于前辈作家，此时此刻，乡村并不是，至少不是世界唯一的中心。在历史的巨变中，乡村确实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乡村与城市的关系需要新的探索，需要不断验证。困难还在于，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的乡村。节气循环，农事因循，是日复一日的日子，是单调和贫乏，是无事可说。如何在无事中写出大势，于无声处听惊雷，对作家而言是新的课题。

作为“芳村的女儿”，付秀莹似乎成竹在胸。《野望》是对《陌上》的接续，但不仅仅是日常生活在同一层次上的循环往复。她敏锐地意识到，芳村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与此同时，乡村的风向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新一代的乡村女儿，比如翠台的女儿二妞，不再像小梨一样只有在城市里才能寻找到自己的命运，而是瞩目于乡村的未来，愿意回到乡村，这无疑赋予了乡村以蓬勃的希望。

新的乡村与时代大地需要新的文学形式。《野望》放弃了常见的以主要矛盾推动情节行进的现实主义的笔法，而是将人物的心事作为叙述的线索与推动力，发展了“心理现实主义”的笔法。如果说，芳村的经济生活是纲，那么，芳村的人情伦理生活就是目，纲举而目张。小说一开始，翠台家的儿媳妇爱梨因为与儿子大全的矛盾回了娘家。这一事件之所以困扰着翠台，源于传统风俗的影响。在翠台看来，马上就是腊月二十三了，芳村这里过小年，须得住婆家。也就是说，翠台们是传统文化与风俗的顺从者、守望者，而这传统正在时代的风潮下因为经济的缘故在经历剧烈的摇晃。爱梨与大全的矛盾，说到底，还是大全和爱梨没有稳定的工作岗位与收入的缘故。同样的，翠台与妯娌香罗、与妹妹素台、与爱梨等诸多人等复杂幽深的关系，也肇因于经济生活与伦理生活的纠缠。矛盾的部分解决终究要归因于经济的发展。当翠台一家都获得了新的岗位，家庭经济收入不断增长，家庭生活中的龃龉自然不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野望》看上去讲述的是芳村以翠台一家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实质是在借纷繁的人情与关系透视新时代乡村之变。

新的文学形式带来新的美学调性。《野望》的读者最强烈的感受不是故事，不是声音，而是风景。那是怎样的风景呢？苍苍茫茫的薄雾，茂盛的草木，溶溶的月色，间或一声鸟鸣，一声鸡叫。显然，这是一个寂静的乡村。这寂静中有挤挤攘攘的人情，是温暖，可是凝视久了，乡村又仿佛遁入时间深处，是恒常的，宛如一幅画，有无边无际的空。这是我们共同献给乡村的乡愁。温暖和荒凉共同构成了付秀莹乡村美学的基本调性。

或许，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付秀莹的叙述语调。尽管她并未作为一个人物出现，但是我们都确信她属于这里。她不是一个外来者，她的根就在这里。对于乡村，她是有情的。她无比熟悉乡村的人情、人事，珍重地凝视着翠台们弥漫着窘迫与欢欣的日常生活。正因为作者有情，所以，《野望》是有根的，二十四节气并不只是小说的叙述结构和规定形式，也是传统、习惯和价值体系的重建。在付秀莹独具魅力的叙述中，我们完全沉浸到翠台浓稠的心事中，最大限度与翠台共情，忧虑她的忧虑，欢喜她的欢喜，也在一饮一啄与婚丧嫁娶中感悟时代之风与人情世理。正因为饱蘸着人物的汁液，乡村的日常生活有了可以让人珍赏的性质。日子绵延无尽，读者可以无穷无尽地陪伴芳村的人们包饺子、蒸卷子，陪伴他们把日子有滋有味地过下去。小说不再仅仅是一个窗口，一张地图，一个空间，而成为了一种陪伴。

《野望》是从乡村土壤里长出来的小说，它栉风沐雨，节节生长。在付秀莹的叙述中，乡村不再摇摇欲坠，走向衰败，走向瓦解和涣散，恰恰相反，乡村振兴让一成不变的乡村有了生机和力量，那些困扰翠台们的日子有了转机和生机，而这生机并不是外部世界强加给翠台们的，是从他们内心深处长出来的。

（作者系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