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文明》 [法]福柯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法国的福柯和德国的哈贝马斯，堪称同时代的思想家，各具魅力。数十年来，哈贝马斯与多位思想人物都有思想争论，他与福柯的争论集中体现在现代性这样一个可以辐射多个领域、影响多个学科的主题。从法哲学的角度来看，理解福柯与哈贝马斯之间的争论，有助于透视法哲学的两种进路、两种传统。

福柯的哲学与哈贝马斯的哲学，虽然都可以归属于欧陆哲学这个大的传统，但是如果进一步细分，则可以看到，福柯的精神先驱主要是尼采，哈贝马斯延续了黑格尔的传统。如果我们把哈贝马斯视为20世纪的黑格尔，那么，福柯则相当于20世纪的尼采。透过尼采与黑格尔的不同，我们可以体会哈贝马斯与福柯之间的一个根本性差异：哈贝马斯可以归属于理性主义传统，福柯则可以归属于反理性主义的传统。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认定：“言和行的理性历来是哲学探讨的主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哲学思维本身便产生于对体现于认识、言说和行动中的理性的反思，哲学的根本问题便是理性。”因而，现代性就是理性发展的产物，并且是以理性作为基础的。

相比之下，福柯则更多地关注各种非理性，譬如，疯癫就是其中之一。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希望通过疯癫这样的现象，更多地理解现代性的由来与处境，并以之应对现代性所面临的危机。他说：“我所提出的问题是：人类主体怎么会把自身当作知识的对象？是通过什么样的理性方式和历史条件？以及付出了什么代价？我的问题是：主体以什么代价才能讲述有关自身的真理？主体以什么代价才能讲述自身作为疯人的真理？把疯人说成绝对他者，不仅付出了理论代价，而且也付出了一种制度的乃至经济的代价。”这种从疯人、疯癫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就出于尼采所代表的反理性的传统。

当代学者陈炎在《反理性思潮的反思》一书中，对反理性的传统有系统的论述。他在此书的“后记”中写道：“反理性，绝不是摔一摔啤酒瓶，它必须以一个强大的理性作为其‘反’的前提和背景。正因如此，叔本华从康德的体系中走了出来，孤身一人与黑格尔抗争；正因如此，尼采以反基督的面目出现，借助酒神的迷狂而冲出知识与道德的迷宫。”按照陈炎的表达方式，我们还可以接着说，正因如此，福柯以跳出理性的姿态，以解构的立场来应对现代性的危机。反基督的尼采有一句名言：“上帝死了”，福柯留下的名言是：“人死了”，福柯为这个论断提供的理由是：“人和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他们是双生兄弟而同时又视彼此为夫子；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福柯所宣称的人之消亡，其实就是主体之死。

然而，正如陈炎所怀疑的：“人的理性是否真的将我们带入了一个自由的王国而非生活的牢狱？离开了理性，感性的生命又将与野兽何异？”因而，绝不能从根本上背离理性主义的传统，这就是哈贝马斯的立场与方向。针对福柯的“解构”，哈贝马斯的方向是“重建”。他以“主体间性”，亦即主体-主体模式取代传统的主体-客体模式，以之应对福柯宣告的人之消亡；在反理性的思潮中，他试图以“交往理性”为理性开辟新的前景。然而，在福柯看来，在“交往理性”的背后，其实是权力关系。试想，谁在制定“交往”的规范？谁在掌握“交往”的主动性，谁在控制“交往”的节奏？你想跟他交往，他不愿跟你交往，你怎么办？你不想跟他交往，但又被迫跟他交往，你躲避不开，你与他之间的这种“主体间性”，其实是一种倾斜的、不平等的，甚至是一种压制-服从关系的“主体间性”。这就是福柯的权力理论旨在揭示的交往关系。

对于法哲学的理论前景来说，按照哈贝马斯的进路，可以走向一种建构性、修补性的、“当事者”主义的法哲学，这种法哲学处在理性主义的延长线上，居于康德-黑格尔法哲学的延长线上。按照福柯的进路，可以走向一种解构性、颠覆性的，“旁观者”主义的法哲学，这种法哲学处在反理性主义的延长线上，居于叔本华-尼采法哲学的延长线上。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