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沛时代的恒久灵光

作家陆源笔下的民国广西图景

我们可以使用几种不同的坐标来审视《南荒有沛竹》这部小说集，譬如众人常常听闻的“南方”或“魔幻”。但最值得注意之处，在于作者陆源的书写时时跳脱出读者和批评者的期待与想象，在主题、风格上也与他之前出版的作品拉开了距离（尽管这部书写作时间并非最新，而是多年间陆续写成的小说结集）。

近年有杨庆祥等研究者提出“新南方写作”的概念，而王德威对此也有所关注，曾在前者的基础上，撰文对出现在当代文学写作中的这一部分主题、趋势和作家群加以讨论和反思。陆源的这部最新的小说集，各篇都以广西南宁及其周边地带为地域背景，自然与此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我们也看到他写作中很难仅在“南方”的空间或文化维度上被理解的一面。

尽管《南荒有沛竹》中的许多人物都与陆源最为厚重的长篇小说《祖先的爱情》有所重合，但两部作品的心绪和语势则多有不同。《南荒有沛竹》的语句更为疏朗，节奏更加轻快、松弛，作者截取许多人物生活之横截面，牵连着恢弘的民国广西社会图景。《南荒有沛竹》中的魔幻，也并非真的如《祖先的爱情》里那样浸染“魔法”的元素，其奇幻之感，并非来自传说、巫术、不可挣破的命运之网，而是在于作者对那个时代的现实进行了提炼、凝缩、夸张和变形。

书中的十个短篇彼此映射、勾连，在更大的尺度上激涌起婆娑光彩。陆源的语言是“靡丽巨毯”一般包裹一切的，他骈散结合、纤秾有度的文辞呈现出一个万花筒般变幻、弥散却又最终汇聚的小说世界。作者的创作方式甚至令人想起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里所说的“打零活”（或“修补术”）思维——“万花筒里的彩色碎屑可产生各种结构图案。碎屑是分解过程的产物，它们本身纯属偶然，但彼此间又有某些类似性”。陆源写下的故事并非从空无中创生和构拟。他的运思方式是在既有的历史经验中拾起处处散落的惊奇，从父辈的、书本的以及自己亲身经历的素材中，提取与贮藏“总归会有用”的元素和原料，然后将看似零碎的风景、动作、对话和手势巧妙编织为一个个更为有机、紧密的故事。

陆源

高度异质性的世界

《南荒有沛竹》里的这些小说所书写的是一个云气斑驳、高度异质性的时代。陆源以他卓异的叙述功夫，铺陈出包含众多矛盾要素的迷人的共时性场景——几个踢足球的少年某天晚上穿过街市去偷看修女和护士洗澡，途中经过岭西老才子杨绍东的屋顶，而这位东先生代表的是那个渐渐衰亡的旧世界；这正如来到省城的陆小廷发现“林友记”茶楼和“羡雅”西菜馆（这些字号确实在历史上存在）在街上比邻排布，而罗天赐在读高尔基、巴金的同时，他的朋友章学周却仍在醉心于《聊斋志异》。

陆源笔下的广西既有“旧桂系”与“新桂系”军阀权力更替之际广西地方的特殊性，又可被理解为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缩影。他的地方性书写是超越地域的。他所要展现给我们的，并不是广西的风土、草木、生活方式等静态的民俗画卷；他也并未有意采用方言词汇来制造仅仅是风格上的陌异效果；他讲述的故事的实感，全部来自他对地方志、档案、旧报刊、社会学研究等诸多材料的耐心吸收转化，以及不可不说是天赋的强悍的历史想象力。

陆源深深明白，民国时代南宁的独特性正在于其间纷呈的人与事件，而非物件与风景。这些人物正是时代的异质混成的产物——木匠的身份不明的女儿，实际上是旧桂系军阀之女的私生女；沉浸于古典文学的青年面对着新文学的潮流，忽然感到在世间失去位置，打算服砒霜自尽；骄横跋扈的陆家少爷打算拆毁镇上的传统建筑，邀请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建筑师莫泽设计一幢堪比上海白公馆的花园洋房；表面上轻佻而颓废的舞女许伊玲，暗地里一直在想念着她那曾经参加北伐却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遭到屠戮的哥哥……他们无一不是新与旧、城市与乡村、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相互交错纠缠的产物，也是不同话语、思想、党派所争夺的对象。

小说中的许多事件，是基于真实历史的变形与夸张，譬如婴儿选美大赛，譬如舞女与官僚、诗人、少爷之间的多角关系，或是木匠的连环捕鼠器发明，它们是时代精神状况的象征，是凿开了的现实，有着木刻版画一般令人难忘的深刻、粗粝纹理。故事中的这些人物既是堂吉诃德，也是桑丘，他们是痴迷、憨傻、算计与疯狂的混合体，虽然着眼于最眼前的安稳与欢愉，却往往在不经意的创造中，与远方的人群、历史的脉络发生了联系。例如木匠刘哥四的发明——他创制出一种十分高明的连环捕鼠器，竟被《民国日报》称为“刘氏特洛伊木马”。由于省府禁止女子烫发，但最近又发起了灭鼠运动，规定“凡烫发者，须缴老鼠尾两根”，致使刘哥四的捕鼠器大受欢迎，这令他奇异地感到，自己的劳作仿佛和时髦的烫发爱好联系了起来……这些情节，不仅旨在滑稽，更重要的是说明，平凡个体的境遇实际上展现着躁动不安的社会氛围和统治者缺乏章法的治理技术，微观的生命就这样和宏阔的历史发生了联动。

茅盾作品的遥远回响

我们甚至可以在这些小说中读出一丝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的茅盾的遥远回响，陆源描写的人物心理和茅盾的《蚀》三部曲、《虹》以至更晚的《第一阶段的故事》等小说中许多人物的心理活动都有所共振：他们在个人的情感纠葛和集体的政治行动之间徘徊，他们的心境在与周围的人际关系十分疏离与热切渴望融入团体之间不断转换。

不仅如此，与茅盾相似的是，陆源也是描绘景观尤其是城市景观的高手。两位作家总是将这些描写与人物的精神状态关联起来，他们笔下的人物常常独自漫游在街景不断变换、空间堆叠错落的喧繁市衢，骤然遭遇突入其内心的陌生他者，或被卷入街头涌动的人潮，他们的心绪也因此从个体的内部转移开去，将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空间和远景。在《陆小廷的海誓山盟》中，陆小廷离开“大世界”舞厅，漫步在街头：

今晚在“大世界”扑空后，他丧气至极，不再乘坐黄包车观赏城市夜景。走在街上，顶着一片清湛的钟形罩，年轻人觉得滴水的孤单路灯上方，天空像虫穴一样黑暗，这股黑暗缓缓下沉，越过灯盖后瞬然变为纷纷扬扬的千万枚银针，又如深海里生活的夜光虫，而灯盏仿佛一只撩人的玄妙之眼，中心包裹着光明的幽邃秘义……

随着漫步的继续，就在这片“钟形罩”一般宁静的夜景里，陆小廷沉浸在玄妙、幽邃之中的思绪很快就被冲散：

灯光从两旁的楼房喷薄而出，浓似金黄的花生油，泄露了店铺、厅堂、厨间，乃至香闺粉阁之内幻灯片似的生活场景。人越聚越多，“抗敌后援会”成员走在最前列，其后是学生、工人、机关团体、文化界人士，以及许多游手好闲的无业流民。陆小廷懵懵懂懂尾随七高八低的队伍往前走，听到他们喊口号，自己也跟着喊口号：

“保卫华北，保卫家乡，保卫全中国！”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如果说“凝寂的暗谷”一般的老街旧巷以及“莳萝静静烧焚”着的宁谧家宅、木匠父女相依为命的人生是更加封闭、迟缓的世界，代表了常态和怀旧的一面，那么高喊口号的游行人群、来省城寻找疯子而在突降的大雨中艰难躲避的乡下人，则代表了时代动荡的一面。“常”与“变”的两面时时牵扯，互相吞噬，令身处其中的人的精神不断裂变，这便是陆源塑造“畸人”群像所包含的时代意味。

《章学周的盗鸽》结尾的那场大雨几乎是象征性的，它冲刷着一个个努力寻求安身之处的人，而他们多么像是章学周驯养的鸽子——“它们疾速掠过电闪雷鸣的广漠空间，掠过市郊的纵横阡陌，掠过城区的街巷房屋，掠过多边形乱风……掠过匍匐的世纪性恐怖，直冲遮风挡雨的鸽子窝展翮飞来”。我们被章学周忽然萌发的温情所刺痛——尽管他自己彷徨无依，却在照顾和怜悯鸽子的小生命；尽管在印刷厂工作的他不懂得新文学、新思想，但仍在朴素地担心着他劳动的工具与成果：“说不定车间进了水，正急需人手抢救机器和纸张，而压仓库的五百册《新月诗选》始终没人来拿，伽利略撰写、匿名者翻译的《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更是堆在角落，搁在复式油印机旁边，成为臭烂的无主之物。”

当然，和茅盾所书写的上海不同，尽管“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弥漫着低沉窒闷的空气，然而在遥远的边陲省份，却更多是一些还未完全被政治话语规定的散漫个体，他们一方面承担着孤独的命运，另一方面又在地方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中活跃地彼此交接，似乎在无意识地酝酿着有几分光明的未来。他们好像是既有社会结构中的冗余物，其思想与行动常常是离奇怪诞的，但也因此迸发出令人意外的灵光，仿佛晦暗雨云下的绚烂火花。

被历史“总和”淹没的势能

陆源描写的个个人物，体内都仿佛涌动着催促他们建设理想的滚热岩浆，但是喷发之后，他们的生命轨迹并没有按照他们期待的那样继续，反而牵扯出一团团愈加令人迷乱失措的烟瘴。但他们种种看似随机、有些杂乱的行动，仍然贯穿着朴素而恒久的观念，即《莲塘三友》中乡村知识分子们所期待的：“减轻乡人的疾瘼愁苦，为改变不如意的现状出一分力”；或者用陆巨文更简洁也更贴近己身的信念来表达：“我们活着不是为了等死。”

正是因为这样不安于沉沦的信念，田梦蟾才医治一头大公猪，罗天赐才会成立哲学研究小组，沉溺于“永恒与存在”的雷疯子和热爱心算鸡兔同笼问题的毛傻子才会彼此应和，陆小廷才会想到终结许伊玲作为舞女的飘零生涯而娶她为妻。尽管这些左奔右突的行动不免包含荒诞，但在作家的书写中，它们也同样蕴含着近于伟大的浪漫闪光。

陆源的文字最善于勾勒泥沙俱下的时代景象，他总在锐利地切开人们对往昔的板结、凝固的想象，释放出那些被历史的“总和”所淹没的曾经鲜活的势能。它总会给你那种感觉：我们并非在理智所构建的世界里把握着生活的意义，而恰恰是在众多纷乱的瞬间和印象中体会着意义，这些意义或许并不互相包含、互相协调，反而是互相刺穿、搏斗，它们的竞争和矛盾永远无法终结，而这无疑是小说这种文体散发魅力的重要来源。读他的书，就是再一次确信我们仍然需要小说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