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领域的“越境”

《越境：“鲁迅”之诞生》李冬木浙江古籍出版社

鲁迅研究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其中研究的路数发生了多次变化。起先是看读者特别是名家的反响，之后看到鲁迅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就找已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与鲁迅的作品对照示证。关于鲁迅早期论文，则找文中涉及的有关论著比较、索解，予以拔高。当时才二十几岁的青年鲁迅虽然提出了“立人”、“精神界之战士”等天才思想，但终归不可能一出台就十全十美，也受到过错误思潮的影响，讲了些被历史证明有所失误的话，譬如《文化偏至论》中就有无政府主义观点。有的研究者把鲁迅当作“神”，不仅称这时的鲁迅为完美的思想家，力图遮掩这些缺陷，还外加了种种“系统”等予以人为复杂化；也有人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之为据全盘否定鲁迅。正确的路数应该是既肯定其贡献，又指出其不足，并考证出其不足的来源。日本鲁迅研究大家北冈正子教授倾毕生精力作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和后续调查报告，就是这样做的。日本和中国的鲁迅研究者都被她那极其严谨、认真的学风震惊了。

最近浙江古籍出版社又郑重推出了同样路数的论著——日本佛教大学教授李冬木先生的《越境：“鲁迅”之诞生》，无论是史实分析还是理论高度都使人耳目一新，深深感到“鲁迅学”在默默地提升研究路数。21世纪鲁迅学最引人注目的进展之一，就是中日鲁迅学家联手共进，推动鲁迅学升华到新的境界。而在这个联手共进的群体中，最为显眼的就是李冬木先生。

冬木登台奋进正是在21世纪开始时，二十多年来，他成果不断，论文一篇接一篇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等中国顶级文学研究刊物上亮相，专著一部接一部出版，令人目不暇接。主要论著《鲁迅精神史探源：进化与国民》《鲁迅精神史探源：个人·狂人·国民性》《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及译著《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鲁迅》《国民性十论》等，已给人以深刻印象。

《越境》是冬木数十年鲁迅研究成果的集结。书中以1902年到1909年鲁迅留学日本的七年为线索，结合日本明治三十年代的时代背景，围绕“周树人何以成为鲁迅？”，具体考察了留学生周树人如何确立起其作为近代思想基础的“进化”与“国民”的观念，并将其反映到后来的创作当中的思想历程；具体廓清了“个人主义”“尼采”“狂人”等言说的本来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周树人思想和文学方面的影响，力图揭示周树人在波澜壮阔的20世纪初，如何在时代大潮中完成个人主体塑造的精神历程。全书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研究方法，以阅读史的角度切入鲁迅研究，重新回归鲁迅本身，从进化论、国民性、个性主义、文艺观和文艺实践五个方面解析鲁迅思想和文学的生成机制，完成了对鲁迅一系列思想内涵的溯源，为现阶段鲁迅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冬木以大量史料和文本细节考证，追踪鲁迅留日时期的阅读体验和精神历程，还原出一个处在历史现场中的“原鲁迅”。

“越境”之题，就表现了一种超越之境。冬木在东北师范大学读本科期间（1979—1983），就受到老一辈鲁迅研究专家蒋锡金先生的影响，在吉林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期间（1983—1986），又获得早对中国与日本关系深有研究的两位导师——刘柏青先生和刘中树先生的亲自教诲。在这三位先生的带领下，冬木得以入门并接触到日本鲁迅研究的资讯，并对中国本身的鲁迅研究深有了解。他留学之后，又直接接触到了更多的思想性鲁迅研究成果，尤其是那些调查论文。这些都使他在鲁迅研究领域超越了中日两境。

这些研究多以留学时期的鲁迅所作文本为对象，使笔者看到了更多的观念论层面以外的、处在文本层面——亦即事实层面的——鲁迅。这个“鲁迅”显然是被既往的鲁迅研究所忽略掉的一部分。片山智行早在1967年就提出了“原鲁迅”的概念。他在鲁迅“初期的文章”中发现，“鲁迅”对文学的理解在同时代的中国文学界已经达到了令人惊异的境地，而这个“鲁迅”又并不被涵括在已知的“鲁迅”之内，故以“原鲁迅”来命名。这一提法也被伊藤虎丸在自己的书中沿用。后来笔者又读到了吉田富夫的论文，他明确指出在“幻灯事件”后做出“弃医从文”之“选择”的那个人还不是“鲁迅”，而是留学生“周树人”。故称之为“周树人的选择”。

以上先学的导引，为冬木想到“鲁迅留学时都读了哪些书”提供了某种深层的暗示。他确定了以留学生周树人的阅读史为入口的一系列研究，二十余年来在鲁迅与国民性、鲁迅与进化论、鲁迅与个人主义等问题上取得了别开生面的可观成果。因而获得了有超越中国鲁迅学家之处，又有超越日本鲁迅学家之处的双重超越性的位置。

冬木与中国鲁迅学家汪卫东教授的联手就是很好的例子。汪先生最近在专著《现代转型之痛苦“肉身”：鲁迅思想与文学新论》中，发现鲁迅《文化偏至论》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来自当时日本刊物发表的署名“蚊学士”的文章《论无政府主义》。李冬木对这一发现评价甚高，认为“怎么评价都不显得过分”，并把汪先生问他的“蚊学士是谁？”当作作业存案研究。后来经过艰难的反复调查，他才弄清了问题。原来“蚊学士”是烟山专太郎教授，烟山毕业于东京大学哲学科，后到早稻田大学历史科任教，任学位审查委员多年，“制造”过很多所谓“博士”，但他自己却终生没当博士。原因是从明治到大正，日本私立大学无权授予博士学位，要想拿博士学位只有通过“官学”才行，也就是说得向东京大学历史科提交论文接受审查。烟山先生不乐意，宁终生不当博士，也不向这些人申请。当时文学士的地位很高，他却以“蚊学士”的笔名谐音方式，用“蚊”子的渺小、微不足道对应“文学士”的“堂堂”大牌，带有戏谑调侃味道。这样，留学生周树人《文化偏至论》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来源就很清楚了。

回到当时的真实环境中，由此冬木写出了《留学生周树人“个人”语境中的“斯契纳尔”——兼谈“蚊学士”、烟山专太郎》一文。在指出“蚊学士”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著述给予近代中国思想界以巨大影响的同时，也指出周树人取材的侧重点与中国思想界完全不同——其不在于“无政府主义”的行动，而在于“个人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同时还阐明，《文化偏至论》的关于文化“偏至”发展的叙述方式，取范于“蚊学士”关于思想史的叙述模式。在进一步将探讨目标明确为“立人”说之由绪上，将对鲁迅“个人主义”和“个性主义”问题的探讨推向最新进展，由此还原出一个处在历史现场中的“原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