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 谌旭彬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主要研究描述1861—1911年这50年间中国的改革进程。从大历史角度看，这50年虽然为时不长，但确为殷周以来3000年最为关键的历史节点。这段历史究竟给我们留下什么实实在在的遗产，留下什么值得汲取的教训。

清帝国在英国工业革命100年之后才不得不开始自己的工业革命。这部大书就从这儿开始。耽搁了100年，又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开始自己的自强新政、洋务运动，中国这场工业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问题，缺少整体规划，也不知道变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然而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工业化终于在蹉跎了一个世纪之后开始了。可惜的是，我们从史料中不难看出，清廷开放的进程迟缓、低效，极不情愿。清廷主政者似乎根本不明白开放的意义，总觉得市场是自己的，不能轻易让渡给别人。至于别人的市场，那时的中国当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不知道这也是可以共享的。于是西方人很快意识到中国如果不能像西方一样开放市场，那么中国的市场价值实际意义并不是很大。由此不难理解19世纪80年代中外关系日趋紧张，1894年的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更是激化了这一关系。

过往百年，讨论洋务新政的，不论基于什么样的立场，都承认这场现代化运动过于畸形，政府垄断了资源市场，至于增长的结果也基本上与民众无涉。民众没有从发展中获得好处，更不要说发展的普遍性。政府没有经过适度的改造，洋务新政其实就是让政府公司化，许多完全可以凭借市场解决的问题，清廷主政者出于维护统治利益的需要，宁愿不发展，也不会交给市场，更不允许民间私有资本成长。

没有普遍性的发展，没有民众普遍性的富裕，人民游离于洋务新政之外，那么政府主导的“点线增长”便不具有多少实质性意义。如果重返19世纪下半叶，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社会再造、国家再造，需要重建中国社会体制、国家体制。这一点，洋务时期的思想家就已有人看到了，冯桂芬、薛福成、郭嵩焘、郑观应等都有不少讨论。

实事求是地说，洋务新政也带给中国巨大变化。中国的工业化毕竟从零开始，有了一个很不错的起步，重工业、制造业、造船、航运、电报等基础性设施在那30年获得了巨大进步，沿江沿海的城市群也相继出现。我们后人一方面要看到洋务新政的本质局限，另一方面也不要低估这30年在50年晚清改革进程中的意义。

历史无法假设，但可以复盘，可以讨论另一种可能。假如甲午战争不爆发，中国继续潜心于自己的建设，继续与世界诸大国保持经济合作，成为世界尤其是远东政治格局的建设者与维护者。这种情形再走30年，中国内部的精神建设也会不一样，中国的经济基础也更扎实。到那时，不是强大的中国与外部冲突，而是中国不需要冲突，反而成了制止冲突、维护和平的力量。这样推演当然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只是如果我们复盘19世纪晚期中国政治走势时认为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甲午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战争也让中国人开始惊醒，开始反思已经走过的路，中国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很少有人认为中国需要根本改变，他们中的大部分认为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些学习只限于坚船利炮、声光电化，至于体制、社会、伦理，中国不仅不必学，而且必须谨防这些东西影响中国。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当时中国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普遍意识。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的观感很不一样了，这也为中国翻开新的历史篇章提供了契机。我认为，《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影响，并不是割地、赔款，而是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办厂。这个规定一举打破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管制，中国经济通过各个通商口岸与世界经济连为一体。既然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办厂，那么中国的先富阶级自然可以褪掉红顶商人、买办商人的掩饰，直截了当变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所谓“历史之巨变”，其实就是社会重构、阶级重组，一个全新的阶级出现，“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被打破了，中国终于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轨道。

很多年来，研究者基于时人的批评，大致都强调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如儿戏。我个人不认同这样的分析。国家体制变革是根本性变革，清帝国在之前漫长的时间里确实耽搁了、延误了，但我们不能据此以为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不可信，是拿国家前途开玩笑。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必须承认1904年的日俄战争，当时的外交困境迫使清政府安排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如果没有吴樾临门一脚，也不会让慈禧太后、满洲贵族看到宪政的力量。而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迅速成长，体制化的谘议局、资政院，以及那些非体制化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等，其活动力、影响力，远胜于清帝国的既成架构，清廷统治集团的决策逐渐变为被动反应，无法引领政治进程。终于，武昌首义，掀翻了清帝国的统治。

清帝国因改革而隐入历史，对于满洲贵族来说，固然有亡国之痛。但是正如顾炎武早就揭示的那样，一家一姓之消失固然可惜，但对大中国而言，清帝国没有了，中国还在。何况，晚清50年改革也为中国积攒了一些家底，留下了一些制度性思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