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右一）参加记者节活动

第一位报道北洋政府参加“一战”的记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袁世凯政府面临“参战还是中立”的难题，举棋不定。当时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召集内阁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作出决策，但迟迟不敢公之于众。为了保密，所有政府机关甚至还停止会客三天。中外记者明知是个大新闻，纷纷使尽浑身解数想抢发这条新闻，都未探到真情。毫无收获。

时年21岁的邵飘萍，决心独闯“虎穴”。他第一次驱车直闯国务院，让门卫就给挡了回来；第二次，他借来一辆挂有总统府车牌的汽车，果然长驱直入，却被段祺瑞的传达长拒之门外，他递上的名片，传达长连看都没看。邵飘萍横下一条心，当即掏出一沓钞票，取出其中一半，递给传达长说：“段总理接见与否没关系，只求禀报一声。这一半钱你买茶叶喝；万一接见了，另一半尽数归您。”这招果然有效，传达长将钱往腰间一塞，入内禀报去了。不一会儿，他举示名片，高喊一声：“请！”邵飘萍大摇大摆走了进去。而段祺瑞绝口不谈和战决定。邵飘萍毫不气馁，继续游说，还当面立下誓约：三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风声，愿受处分，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作担保。终于说动段祺瑞，向他披露了中国参加协约国（以英、法、俄为一方）对同盟国（以德、奥、意为一方）作战的决定，甚至连其中细节也吐露无遗。

邵飘萍

邵飘萍得此重大新闻，如获至宝，立即驱车直奔电报局，以密码传送至上海新、申两报，以特大新闻发表。很快数十万份“号外”当即撒遍上海滩，其热闹可想而知。但是当时由于津浦铁路尚未通车，京沪间交通甚为不便。五天后，“号外”才流入北京，段祺瑞如梦初醒，知道上了邵飘萍的当，但消息是从上海流传过来的，不是在北京发出的，段祺瑞有苦难言，没有理由惩罚邵飘萍。

第一位因报道被起诉的记者

大家都知道郑正秋是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电影导演，可是不知道他还当过记者，并且是民国第一个当被告的记者。

郑正秋

1912年，23岁的郑正秋是《图书剧报》的社长兼记者。当时上海滩的大富豪黄楚九，是遐迩闻名的大药商，他又投资开办了新新舞台，为了吸引眼球花重金把赫赫有名的谭鑫培请来挂牌演出。此时北方名丑杨四立也到上海发展，两人同时上演名剧《盗魂铃》。在剧中有一个情节，翻四张台子。谭鑫培年事已高，翻不得那么高台子，只好爬上去再缘绳而下。想不到一家旅馆倒茶的小伙计李本初拍巴掌喝起了倒彩，顿时惹怒黄大富豪，命人把李本初关进一间屋子，捆绑起来痛殴、灌尿，还逼着在《反省书》上按手印，致使李本初受伤。接着黄楚九让秘书带着《反省书》找到郑正秋，请他在《图书剧报》予以报道。

谁知富有正义感的郑正秋，听说一个小伙计被大富豪给打了，不但没有按黄楚九的安排登报，反而揭露了他打人的丑行。黄楚九派人送去500元以图化解矛盾，郑正秋拒收，又把黄楚九送钱消灾的前前后后，登到报纸上。

黄楚九以侮辱罪把郑正秋告上法庭，郑正秋就成了民国历史上第一当被告的记者。

郑正秋不怕打官司，谢绝朋友聘请大律师的提议，独自走上法庭应诉。法庭上，郑正秋义正词严，侃侃而谈，他用犀利的言辞、铁一般的事实，驳倒了黄楚九的所谓“侮辱”论。受害人李本初也主动到庭作证；郑正秋在《图书剧报》上登载自己所写的文章，也成有力证据。黄楚九无言以对，最后只有接受郑正秋的要求，公开登报认错，负担李本初全部医药费。

第一位报道田中奏折的记者

纪清漪，是纪晓岚的直系七世孙女。1925年，她在北京大学上学时，曾主编《新东北》半月刊，兼北平《华北日报》的副刊编辑和记者。

有一天，纪清漪到报社送稿子，总编安怀音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个文件，神情很激动，对纪清漪说：“你是研究东北问题的，应当看一看。这一份日本要征服中国的计划。”当纪清漪接过文件，安主编又补充说：“这是内部密件，不能外传。”纪清漪仔细一看，原来是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即著名的“田中奏折”。

纪清漪一看关系重大，心想如此机密必须想法披露出去，就对安怀音说：“时间太晚了，能不能拿回去看？”可是安怀音说：“不能。”纪清漪继续用计，似乎恍然大悟说道：“哎呀！还有半小时，学校宿舍大门就要关了，我拿回去明天早七点以前准送回来。”安怀音踌躇一下说：“这是密件，可不能给第三人看。”

纪清漪拿了文件赶回宿舍，急忙找了几位同学连夜抄写，直到天明把文件送回。然后又把抄件送到虎坊桥新华印刷厂印了5000份小册子，寄给全国各机关、团体、图书馆、学校，甚至大商店。纪清漪在小册子的扉页上写了这样几句话：

“首先我要向借给我《田中奏折》的人表示歉意，我违背了诺言；但关系到中国存亡的大事，我只能失信于朋友，不能对不起国家。读者啊！如果你的心还在跳，如果你的血还在流，你就应该把这个小册子，一字一句地读完。你应该想一想：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有什么责任？你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就这样，纪清漪冒着极大的风险把“田中奏折”用这种方式给报道出去。

（据《团结报》 刘永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