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最后一车石料倾入江中，三峡工程胜利实现大江截流。孙荣刚/摄

1979年,当葛洲坝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后,水电部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的报告,建议尽早决策。

这时正值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这一年,中美两国相继签订科技合作协定、水电开发和有关的水资源利用议定书。中美两国准备再次在三峡工程建设上进行合作。但好事多磨,中美合作还没有正式开始,就险些夭折,甚至出现影响到三峡工程是否上马这样的大问题。

当时国内对三峡工程争论很大,反对的意见传到美国,影响到了美国政府。1980年3月,美国政府为慎重起见,专门派了一个代表团,以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局长弗里曼为首,包括陆军工程师团一把手莫尔斯中将和垦务局局长希金森,到三峡考察。中国方面也组成了陪同团,李锐为团长,长办这方面有我和陈济生。美国人是兵分两路。我和李锐一起陪同莫尔斯中将看了水电部长沙勘测设计院正在进行现场勘测、规划中的龙滩,然后到了三峡。弗里曼他们则是先看上游,然后顺江而下到宜昌看三峡。

美国代表团回国后,在莫尔斯中将的坚持下,弗里曼在《工程新闻记录》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条件不成熟,不赞成上三峡工程,并说中国人听了他们的意见,把三峡工程扼杀掉了。但事实上,我陪同美国考察团走了一路,看得很清楚,他们两个星期跑了那么多地方,走马观花,是不可能提出这么重大的意见的。

弗里曼的文章主要是受了我们自己反对派观点的影响。但是,美国考察团的报告影响很大,中央很关注,从而引出了一个大问题,三峡工程到底建不建?

1980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三峡工程要不要列入的问题。计委的很多人受不久前美国考察团影响,对此很有顾虑。小平同志刚访问了美国,对美国技术的先进是清楚的。美国考察团的意见,加上国家计委部分同志的顾虑,使他当时认为,按中国的财力,三峡工程可能十年都上不去。

当时,我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负责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设计,同年任长办副主任,正在葛洲坝工地,听到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群传达国家计划会议预备会议精神。在这次会上邓力群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话,根据当前经济形势,三峡工程十年之内可能上不去。我听后很着急。恰巧这时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李永长采访我,我向他讲了三峡工程的基本情况,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设备供应、资金需求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关系等。他据此写了一篇动态清样。同时,我针对弗里曼和莫尔斯中将的意见写了一篇《三峡工程辩证》,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逐条作了辩驳。后来,美国的《工程新闻记录》登载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我、杨贤溢和美籍华人赵耆琛。

美国国内对三峡工程意见也不一致。特别是垦务局,自萨凡奇开始,一直对三峡工程很热心。垦务局局长希金森在看过葛洲坝工程之后说,中国建成了葛洲坝,就可以做成任何一项他们想做的水利工程。希金森也在《工程新闻记录》上发表文章,表达了与弗里曼和莫尔斯不同的观点。这样,美国水利界三巨头形成不同意见,而且都在权威杂志上发表,再加上新华社出了动态清样,小平同志感到各方意见分歧实在太大,于是带着家人,在1980年6月下旬到了成都,说是为了度假,实际上是要亲自到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实地考察。

7月13日,小平同志在四川省省长鲁大东、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我以及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等人的陪同下,从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区和葛洲坝工地。在船上,小平同志详细询问了环境保护、泥沙淤积、坝址以及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和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对防洪和航运问题也很关注。我一一回答,并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船到宜昌后,小平同志参观了葛洲坝工程,他看得很仔细。小平同志询问了葛洲坝一期工程的截流时间,他指示现在工地的各项设施以及机械设备将来凡是能用之于三峡的都要用上,那时不要再重复搞一套,要注意勤俭节约,不要浪费。

1980年7月12日，邓小平在葛洲坝船闸二号施工现场听取葛洲坝工程局局长廉荣福汇报。

小平同志到武汉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向他汇报工作。在会上研究三峡工程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此行看了长江三峡工程,听了汇报,了解到长江水运运量不大,长江中下游两岸防洪问题很严重,洪水淹到哪里,哪里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同时,长江两岸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航运问题可以解决,三峡工程可发大量的电,可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影响问题也可以解决。他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是不对的。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

小平同志此次考察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意义重大,是三峡工程建设的一个新起点。可以说,没有此次视察,就没有今天的三峡工程。